一、多子多福

    我要死了，我一定熬不过去的，一群白头发的医生围着我站了一圈，唯一一个女性——大概也有六十岁了，她站在我旁边，给我擦汗，安慰道：“快了快了，开了骨缝就可以上无痛了，你就不会疼了。”

    “放松，你放松下来。”她一会儿又说。

    那群医生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我放松不下来，我害怕，我下身没有穿衣服，我生活在农村，在狭隘闭塞的环境里长大，我甚至一直无法坦然面对产检。

    “哎呀，你这样不行。”女医生急了，“你放松下来，不要怕失禁。”

    她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不能听话，我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人，我的意识往下沉，又被宫缩唤醒。

    我摇着头哀求道：“我太疼了，求求你们，给我开刀吧，求求你们。”

    他们的脸是冷漠的，不无所动。

    “你的各项指标很好，完全可以顺产。”女医生又说。

    我在下一次剧痛来袭的时候扯着嗓子喊了孩子父亲的名字，全名，扯着喉咙喊。

    “宁家齐！”

    产房里所有的人都不安起来，手足无措左顾右盼。

    “嘘嘘，”女医生惊慌道，“不要喊了不要喊了。”

    我继续哭喊：“宁家齐！你进来！你进来啊！”

    他真的进来了，穿着和医生一样的衣服，因为眼镜和口罩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让他们给我开刀吧，我不能生了，我生不下来，我我太疼了，我要死了。”我流着泪哀求道，无力地去抓他的衣服。

    他没有和我说话，扭头看向医生。

    一个看上去年龄最大的医生走出来，点着头恭敬道：“产妇条件非常好，孩子也不大，顺产比较利于后期产妇恢复，就是头胎，开骨缝有点慢，开了三指我们就能上无痛了。”

    “不不不，”我反驳道，“我太疼了，我坚持不到那个时候的，开刀吧，求求你，我求求你好不好，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无望地哭了起来。

    “剖吧。”他隔着口罩闷声闷气的声音响起。

    产房什么都是齐全的，他说了话以后医生再无异议，转眼就成了手术室，氧气罩盖上我的口鼻，医生让我侧身，给我注射麻醉剂，手术开始。

    再醒过来恍如隔世，我摸了摸平坦的肚子，看了眼手上的滞留针，开口问：“几点了？”也许应该问过了几天。

    “您醒了？”一个陌生的女人欣喜若狂地问我，然后给我倒水。

    “妈妈醒了，来，我们看看妈妈，好不好啊。”另一个陌生的女人抱着孩子走到我床前。

    对啊，我生孩子了，我不敢去接，他太小了，用雪白的毯子包着小的像个卷饼，我去看他的脸。

    陌生，一切都是陌生的，屋里的这三个人我都不认识。

    “喝水吧。”第一个女人把水拿给我，吸管放到我的嘴边。

    “我的手机呢，我想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我问道。

    两个女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其中一个说：“我去问问。”

    过了一会儿，她拿着我的手机走了进来。

    “达，”我说道，“额生娃咧，男娃，七斤，好着呢，额也好着呢，莫担心，哎，额知道咧，哎，”我笑了起来，“哎，额知道，都知道……”

    我擦了擦眼角的泪，和亲人通话过后让我不那么慌张了，我又去看小孩，女人慌忙递到我的床前。

    “等你长大，我带你回去看姥爷。”我这么跟他说。

    “娃，你莫放羊，你好好读书，替达去看看北京，看看天安门。”父亲这么说，然后一曲高亢的信天游响彻在峡谷里。

    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是放羊的时候从一个土窑里捡到我的，捡到我的时候他都已经四十岁了，我是他用小米粥喂大的，但是学习不是说想要学好就能学好的，高中我都没有考上。

    “娃，考不上高中你就上职业高中，你得走出去啊。”

    我不知道父亲哪里来的恒心，他一定要我走出去，我就上完了职高上大专，走啊走啊一路走到北京。

    刘蓉说：“我也不图它别的，人有宿舍，不然挣两个钱都不够房租。”

    我把被褥放到单人床上，这个巴掌大的宿舍就是我工作之后的休息处了，我先从角落拿了扫帚打扫。

    “哎呀，你累不累，抓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去领工装。”

    我还要给父亲打电话，让他给我去镇上开证明，证明我们家三代贫农遵纪守法，哪怕我只是在这端茶倒水铺床迭被的，我上完职高，又在大专学了酒店管理专业，父亲非常不理解，“铺床有甚好学滴”。

    毕业以后又参加了一个为期三个月定点培养的培训班，他们的要求高，既要能干活，又要“相貌好气质佳”，层层筛选，才进了这世界上最尊贵的地方工作，我别的不行，就是手脚麻利，父亲常说，勤能致富。

    “哎，”刘蓉躺床上一动不动，我给她掏床底的杂物，她感慨道，“我也不图别的，”她又这么说，真不知道她到底图个甚，“在这找个对象，最好是给领导开车的，要不然，小科员，算了，小科员肯定看不上咱们，哎，记得打扮漂亮点，给哪个大官当个小老婆也行啊。”

    大老婆小老婆司机科员都与我无关。

    我才二十一岁，婚姻在很遥远的地方，我只想多赚钱，给我父亲寄很多很多的钱回去，让他可以去县城看看他那条腿，再把我上学欠的债还上，最后盖个大房子。

    领了工装，一整套，从春季到冬季，冬季是毛呢料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料子，我一直在摸它。

    “再好看也是服务员的衣服，你看你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刘蓉说。

    现在倒是穿不到冬季的，我和刘蓉换上秋季的服装，她其实也是开心的，和我在走廊挎着胳膊，扥着小西装的下摆，学《情深深雨蒙蒙》里那样用穿着丝袜的腿跳舞。

    走廊里突然有同事经过，一脸严肃，不满地瞅了我们一眼，我们俩捂着嘴偷笑着跑了。

    新的工作新的开始，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去开会，听他们吓唬人，三令五申，絮叨来絮叨去，一遍又一遍地讲，连刘蓉都紧张起来。

    “我要是得罪他们，是不是我们家就完了。”

    “不能吧。”我也不确定起来。

    然而真正开始上班，我们发现，人来人往的，人家眼里根本没我们，我们也把存在感降到最低，恨不得消散于空气里，千万不要被人注意到，彼此相安无事。

    刘蓉整天都在兴奋，这是谁，那是谁，我不看新闻，她说的我大多不知道，到了后来，连大大小小的司机刘蓉都如数家珍了，毕竟可能是她未来可能的对象。

    人前的活儿还轮不到我们这些新来的，我和刘蓉多半是做收尾的工作，也就是收茶杯收沙发布，打扫地面，擦桌子板凳和窗子，再就是铺床迭被。

    一切的事情开头都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