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天下透明 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
足足十六万八千五百四十六两九钱八分八厘七毫七丝，账目精确到了小数点后四位。 平均下来，一年收入五千六百余两。 这个收入水平，足堪应付后湖日常与驳查开支。黄册库终于摆脱了以往穷苦的形象，跻身新贵行列，扬眉吐气。 现存《常州府志》里载有一位常州籍的明代官员，叫徐常吉。在万历时，他担任南京户科给事中，负责后湖黄册库。府志里称赞他：“故摄后湖黄册，所入不赀，常吉皭然不染，惟用吏人录书数百卷而已。” “皭”字念“叫”，意为洁白。也就是说，徐常吉洁身自好，为官清正，从来不受贿赂。由此反推之，其他后湖官员，显然都是“不皭而染”，一个个在“所入不赀”的后湖主官任上都捞得脑满肠肥。正德之前的后湖官员若见到此景，只怕是要哭晕在坟墓里了。 黄册库一向穷惯了，陡然暴富，一下子没法控制自己。从正德九年尝到甜头以后，他们疯了一样想要更多的驳费，就让驳查监生往死了查，要求“一字错讹，片纸瑕疵”。那段时间，被驳回原籍的黄册如雪一般飞舞。别说民间，就连各地官吏都忍不住抱怨，给这种行为起了个专有名词，叫“滥驳”，说这简直就是“以一衙门公费而骚扰遍天下”。 俗话说，钱忌露白。后湖黄册库如今突然发达，必然引起同僚嫉恨乃至贪欲大发。这么一个没有实权的冷衙门，突然成了香饽饽，凭什么我们不能分一杯羹？ 正所谓衙门无罪，怀银其罪。各地官府看到这么一头无力反抗的肥羊，还不好好大快朵颐一番？ 于是各地官府，纷纷想方设法截留这笔解向黄册库的罚款，或者巧立名目，或者假借挪移，或者申诉说民贫不堪承受云云。甚至还有地方官府说银子我们已经送出去了，可惜中途被盗匪给劫光。黄册库想申诉补送？没问题，先去找劫案发生地的官府吧，那是他们的责任；等黄册库找到当地官府，官府说等破案再说吧——这么一来二去，这笔驳银也就不了了之了。 面对蜂拥而来的秃鹫，黄册库十分愤怒，屡屡上疏，要求严惩这种“肆行侵渔”的行为。他们还异想天开地帮皇上出谋划策，建议把负责里册的书手、算手按照上、中、下三级人户出身，分成有力、稍有力、无力三类，有力者罚没多，无力者罚没少；并设立督册道，监督从县一级到布政司的驳费解送工作。 当然，这事后来没下文了。这种监控设计，除非朱元璋那种绝对权威的君主亲自推行，否则在大明体制下根本不可能执行下去。再者说，驳费实际上都是转嫁到了基层百姓身上，去给里册书算分类收钱，等于缘木求鱼。 但黄册库也没办法，他们无权无势，只能一遍一遍地申诉抗议。这种秃鹫争食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万历年间，已经从敛财的小手段变成了官场潜规则。 在一份万历十年（1582年）的奏疏中，黄册库主官王蔚满腔愤怒地向朝廷举报，说江西解送每一期驳费时，“明例银六钱四，兼收除钱四，并钞价存留外，止将银六解报”。也就是说，截留驳费这事，江西已可以堂而皇之地跟黄册库提出要求，四六分账。 王蔚大概是真气坏了，他不吝笔墨，洋洋洒洒算了一笔大账。 比如南昌府丰城县应缴纳驳费四百三十七两九钱五分，但只送到了二百六十二两七钱七分，截留了一百七十五两一钱八分；再比如吉安府龙泉县，应缴纳一百九十二两九钱，只送来一百一十五两七钱四分，截留了七十七两一钱六分；袁州府宜春县，应缴纳一百三十四两，只送来八十两四钱，截留了五十三两六钱。 限于篇幅，这里只是举三个县为例。其实王蔚把江西十三府七十七县每一县——注意，是每一个县——的驳费截留情况，都写进去了。那篇奏疏里面，一大半是各种数字的罗列，看起来格外触目惊心。 王蔚自己每次见到这个账目，都“不胜惊骇，拊膺热中，切恨该省当事臣工，有何所见，乃敢故违擅留，不行尽解如此耶？”。 可这种举报有用吗？ 完全没用。 十年之后的万历二十年，又有人上疏称：“已派而攘夺于吏胥，已解而隐匿于奸猾，郡县挪移以抵别支，司道积留以为公费，任意转取，不可悉陈。”可见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每一个环节都参与到这场大联欢里来。 咱们回想一下，黄册库从正德十一年到嘉靖二十四年，收了将近十七万两银子的驳费。这仅是黄册库收到的，是经过县州府司一层层克扣完的数字。那么各地府县实际征敛的银子，得有多少？基层民众为此被迫缴纳的真正罚款，又是多少？ 天启年有一位南京户科给事中叫欧阳调律，他把这条驳费利益链描述得更加清晰：“奸胥不唯不关痛瘠，反以罪名为奇货；罚锾不唯不足以惩怠玩，反足以滋弊丛。尝试揣天下赎锾，归湖内者十一，润官橐者十三，而骚扰在民间者已不啻百千万亿，莫可究诘矣！” 后湖一两驳费，延伸至民间近乎百倍，这个放大比例，真是叫人瞠目结舌。虽然天启年的大明已病入膏肓，吏治败坏到了极点，才有如此夸张的比例，但可以想象，在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代，驳费是如何一步一步沦落成地方敛财工具，这期间又有多少“王叙”因此破产，然后投身造反事业的。 其实觊觎后湖黄册库这点驳银的，又岂止地方衙门，就连中央部委都看着眼热。 嘉靖二十四年，对黄册库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年初，工部尚书甘为霖要在琉璃河上修一座大桥，造价估算十万两。以嘉靖那个吝啬性子，这笔钱是断然不肯出的。甘为霖没辙，听说黄册库手里还有十几万两结余，跑过去一张嘴就要借三万。后湖黄册库有心不给吧，这事皇上已经御批了，只好咬着牙把钱给垫上。从头到尾，工部甚至都没提还钱的事。 工部走了以后，黄册库一算账，扣掉各种开销，库房里的银子只剩下五万六千一百两八钱四厘三毫四丝一忽——小数点后都称得这么精准，可见黄册库得有多不甘心。 没过两天，兵部又来了，说边务紧急，你们黄册库先借点钱来花花吧。黄册库没法回绝，只好又哭着调拨走了几万两银子。此时库房所余银子只有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二钱八分九厘三毫四丝一忽。 工部、兵部心满意足地走了，户部又来了，说今年南直隶大旱，得出钱赈济，你们的银子拿出来调度一下吧。按说户部是本管上级，它的要求黄册库是最不应该回绝的，何况这笔钱本来就是“存留备赈”之用。 可是黄册库的主官一脸苦笑，指指旁边：“要不您先跟这位公公商量一下？” 户部官员一看，哎哟，这位是提督南京织造太监……等等，南京织造是专供皇室织物的机构，跟黄册库八竿子打不着啊。 可再仔细一问，明白了。 原来嘉靖皇帝最近想要一批纻丝纱罗、织金彩妆、曳撒膝襕、胸背暗花五爪龙，订单数量不大，一共是一千一百二十五匹。所有丝料、金条、红花等原料费再加人工费，造价总共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南京织造恰好账上没钱，特来借黄册库的银子周转。 这可真是太“巧”了。黄册库账上的余额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多一点，而皇帝下的这个订单，恰好是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 不用问，肯定是嘉靖皇帝眼红黄册库的收入，算着库房的底，故意下了这么一笔订单，公然把这近两万两银子从国库挪入内帑。 黄册库快气哭了，就剩这么点结余，还被两家盯着。关键这两位一个是主管上级，一个背后是皇帝，谁都得罪不起。管库官员左右为难，索性上了一个条陈，请示天子该怎么办才好：这笔钱是给您做衣服呢，还是赈济灾民呢？ 如果是明君，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如果是昏君，估计选择起来也不会犹豫。而嘉靖皇帝作为皇帝中的奇葩，思维回路和常人迥异，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可谓精妙： 衣服的事不能耽误，这一万七千两银子，黄册库先转给南京织造。这笔钱我回头让芜湖抽分厂补给黄册库，你再拿去赈济灾民，可不能耽误民生哦。 抽分厂是明代的一个商税机构，隶属于工部，专门对漕运的竹木收税。按说它跟这事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嘉靖皇帝这么妙手一拨，成功地把内帑欠账，转化成了户部和工部的矛盾。你们两家去厮打欠款的事吧，我继续炼我的丹，俗事别来烦我。 户部哪里会看不明白，可又不敢说，只好吐着血称颂天子圣明：“一则不误上供，一则备恤民瘼，区画得宜，两无所妨。” 还好嘉靖皇帝做事颇为节制，说抽调黄册库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银子，就抽调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银子，小数点后一忽不取，给库房剩下了二钱八分九厘三毫四丝一忽，可谓天恩浩荡。 宫中花团锦簇，南直隶的灾民却还等着银子赈灾。黄册库只能移文芜湖抽分厂，催促赶紧把银子补过来。芜湖抽分厂觉得这纯属无妄之灾，反正皇上没说什么时候还，就拖着吧。 黄册库一封接一封地催促，抽分厂一天连一天地哼哼唧唧，找各种借口说没钱。一直到下一期黄册攒造之前，抽分厂才勉强解送一万五千两，剩下的两千两便坚决不肯还了，硬是拖成了一笔死账。 黄册库怎么办？只能在下一次驳查时往死了罚，罚出更多，才能恢复元气供各位大佬挥霍。 好在他们的苦日子并没持续多久，黄册驳查的当年，账上便恢复到了两万七千九百七十四两，可见这项政策的利润之丰。 翻开正德之后的诸代实录，荒唐与不荒唐的后湖借款事例比比皆是。黄册驳费就像是一根长长的牛尾巴，从头到尾都攀附着密密麻麻的虻虫，上至皇帝、诸部尚书，下到里长、算手，上上下下都参与到这一场盛会中来，尽情地从中吸血，无限畅饮。长此以往，虻虫们固然越来越肥硕，老牛可是日渐消瘦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繁荣性坍塌”。表面看欣欣向荣，大家都有好处拿，一派繁荣景象，实际上这正是整个体系开始坍塌的表征之一。 偶然会有几个有识之士，发觉其中的危险。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有御史指出这么持续罚下去，惨的是基层民众，国家也没什么好处，利润全让中间环节抽走了——所谓“大查之费甚夥，而府库之贮无几”。他建议放宽驳查力度，揪住大头，放过小错，以避免引发民愤骚动。 朝廷本拟批准，可很快无疾而终。到了万历四十年，又有人旧事重提，建议取消驳费，很快黄册库上书抗议，拿着账本一条一条地哭：“库匠晒晾者，一百八十三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晒乎？……驳查书手三百余名……此辈能枵腹为我查乎？……无工食，则无书匠。无书匠，则谁守册籍，谁守房舍？” 看这一连串激烈的排比反问，就知道黄册库是真急眼了。朝廷您不给经费也就算了，我们自筹资金，您现在竟要停掉，这还让我们怎么干活？ 从黄册库的角度来看，实在是万分委屈。官员动情地表示：“谁肯安然坐污泥涂炭之内，而不洒然处冰壶秋月之中？”翻译过来就是，但凡我有点办法，还用得着靠罚款活着吗？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特别容易，停办驳费，拨出专门经费即可。可皇上宁可看下面乱成一锅粥，也抵死不出钱。真不知道这种倔强从何而来。 争吵到最后，驳费之举还得照办，不照办哪儿来的钱去管黄册库？听到这个消息，各个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拊掌而笑，从此天下太平无事。 围绕着“驳费”这一政策，下有官吏肆无忌惮地舞弊征敛，上有天子诸臣贪婪地虎视眈眈，后湖本身又不甘心回到旧日穷时。诸多原因交织一处，让黄册库及其相关制度成了一部铸银机器，源源不断地为各处输送利益。至于黄册库本身该发挥的职能，反而不重要了。 从黄册驳费这么一个政策的产生、演变以及争议过程，多少能窥到大明灭亡的原因。 不过想要搞清楚大明为啥灭亡，不用考察驳费这么费劲，只要打开库房看一看黄册库里的情况，立刻便明白了。 一直以来，黄册就是大明政治的一个晴雨表。黄册本身的质量和数量，足以反映政治是否清明、国力是否上升、对基层的控制是否有效。 洪武和永乐两位皇帝威权深重，又比较有追求，地方上不敢疏忽作弊，进呈的黄册质量都特别好，尺寸整齐，字迹清楚，用料上乘。这一时期的黄册，被称为“铜版册”，可见其过硬的质量。再加上后湖有一整套防火、防虫、防潮的保存体制，保存百年几无问题。 此后到了宣德一代，也都能够大体凛遵祖制，小心攒造。从这一时期的后湖奏疏也能看到，地方上作弊的苗头已经初步显露，但不是很严重，驳回的黄册很快能得到纠正。 但从宣德后期起，黄册管理水准开始出现大幅滑坡。 正统皇帝登基当年的九月，有黄册库的官员上奏，表示库房所存四十余万本黄册，多有虫蛀浥烂，而且晾晒工匠多是老弱病残，连识字的都很少，结果导致很多黄册摆放错了位置，找都找不到。 更麻烦的是，此时后湖之上的黄册库已经多达三百多间，一些洪武、永乐时期的老库房开始朽烂，册架也纷纷坍塌，必须修理了。 按照规矩，那些库房由应天府的匠户负责。他们干这个算差役，义务劳动，没有酬劳。但是在黄册库的柱子上，会刻上所有参与的工匠姓名。十年之内，如果库房出现坍塌、漏雨、倾斜、柱梁蛀蚀等情况，工匠必须来免费修补。 不给钱，还得担责任，可想而知其质量如何。 从正统之后，整个黄册制度开始紊乱起来。地方上作弊的手段日益成熟，胡乱填写，故意涂抹，造册尺寸也不怎么讲究；后湖黄册库存管理更是乱七八糟，晾晒不利，搬运不谨，还任由鼠咬虫蚀，黄册损毁严重。 尤其是黄册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要注明里册所在地址和编次格眼，匠夫在晾晒搬运时不怎么当心，导致这两页最容易坏。一损坏，这本黄册就等于废了，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哪县哪乡几图几里的，无法检索。 到了弘治年间，这种情况越演越烈。弘治三年，朝廷做了一次清查，发现在库黄册七十九万两千九百本，有虫蛀浥烂以及人为损坏痕迹的，竟高达六十四万七千三百本，也就是说，八成黄册都出问题了。更讽刺的是，洪武年间和永乐年间的黄册，反而保存完好的比例最高，接下来的一代不如一代。 这麻烦可大了。 黄册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存原始记录，给地方诉讼做参考，杜绝胥吏造假。现在原档几乎被糟蹋完了，万一地方上有争议，想要来调档查阅，该怎么办？ 果不其然，两年之后，滦州知府潘龄上书朝廷，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下子在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潘龄说滦州正在重新核查当地军户，因此申请进入后湖黄册库，抄录所存直隶永平府滦州的历届黄册做对比。 按说这要求并不为过，可是当时的黄册库主官——户科给事中杨廉，坚决反对抄册，不仅反对潘龄进去抄，而且要求以后所有人都不得入湖抄册，态度极其强硬。 难道是各个地方的胥吏众筹了一笔钱，让杨廉阻挠官员办事？ 难道是潘龄的贿赂没给够？ 难道杨廉是国外敌对势力派来的间谍，要搅黄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都不是。 杨廉给出的理由令人哭笑不得，却又无法反驳。 他是这么说的：“各处远年之册多无，而军民户籍大势不敢（致）紊乱者，诚惧籍册之独全于后湖也。今者，一旦令人抄誊，使人测知后湖之虚实，则户籍之紊乱，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何者？使后湖之册全，则抄之乎犹可。惟是见今如洪武年间黄册不全十之四五，永乐年间不全十之一二。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某乡某里之无册，则向之所惧者，至是有不足惧矣……百年之籍，由此纷然而不定矣。” 翻译成大白话：地方舞弊官吏之所以不敢肆意妄为，那是因为朝廷在后湖还掌握着原始资料。但如今咱们后湖的黄册库存早就一塌糊涂，一旦把潘龄和其他人放进来抄录，民间很快就会知道虚实。到时候后湖没了威慑，那些刁民便会无所畏惧，户籍和土地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咱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杨廉这一席话，令朝堂衮衮诸公和皇上都出了一身冷汗。原来后湖黄册库唱的是一出空城计，弹弹琴，吓唬吓唬城外的司马懿还可以，一旦把司马懿放进城，就没戏可唱了。 为了不让民间知道我们有多烂，我们必须保持神秘。这逻辑说来实在黑色幽默，可仔细一想，却也无他法可施。 户部立刻下发文件，宣布从此各地衙门凡申请去后湖黄册库抄册的人，只许调阅里册立的单户信息，不得抄录府、州、县的全档。 虽然这么做还是无法解决黄册管理问题，但至少成功地将其掩盖住了。按照大明官场的标准，没暴露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从此，后湖黄册库的管理更加严格了，等闲官员无法进入，抄册更是困难重重。万历年间徽州曾经爆发过一次丝绢案，涉及几个县之间的税赋比例。他们争吵许久分不出输赢，不得不组团前往南京，申请打开后湖黄册库查阅洪武年的原始资料。这些人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入库查询，可进去一看，洪武年的黄册早就湮灭无迹，只好空手而归。（详情请见《徽州丝绢案始末》） 此后黄册库的管理每况愈下，地方上的攒造也越来越潦草。正德十五年，有官员清查库房时赫然发现，正德七年送来的江西黄册一万一百四十本，被虫子蛀坏了六千零三十五本，还不是简单地咬几个洞，而是整本册子一翻页就碎成灰末。 检查官员为之惊叹：“未有虫蛀如此之易者，亦未有如江西一省如此之蛀多者。”这才存了八年啊，你们敷衍了事也有个限度好不好？ 有人怀疑，这么娴熟的手段，应该不是初犯。他们再往前一查，发现弘治十五年的江西黄册也已经毁得差不多了。好嘛，原来劣造黄册在该省已成为传统。 这事做得实在太过分。朝廷震怒，勒令所有江西坏册打回去重造，还要巡察御史予以严查。可惜这次黄册覆盖面太广了，江西一半县府都有参与。本着法不责众的原则，最终只抓了吉安县一个典型，将该县经办官吏、里书等拿问惩处，以儆效尤。 这个典型抓得不冤。即使在江西省内，吉安县也属于做得比较过分的。他们县的黄册，无一例外，全是用劣质纸张粉饰而成，面糊壳面装订。到了覆查之年，一县之册全数化为飞灰，一本都没剩下。看过前章《黄册攻防战》的读者应该可以推想，当地的税役弊情已经泛滥到了什么程度。 杀完了鸡，朝廷决定勒令各地的猴子们重新攒造黄册，解湖收贮。可是再一查，不得了。江西黄册虽然造得糙，好歹已经上交了。而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山西、云南六个司一共五百一十七个缴册衙门，居然一本都没送到。 别忘了，这是正德七年的黄册，八年前的任务。也就是说，发通知造黄册时，正德皇帝还在豹房里活蹦乱跳。如今先皇都凉了，嘉靖皇帝已经登基好几个月，这几个地方的作业还没交。 朝廷发文下去询问怎么回事，地方官员严肃地回复说，我们遵照朝廷精神，严查严纠，务必不出错漏，所以这速度嘛，真快不了。朝廷能怎么办？只能要求“严立限期，务在日下造完……候批回获日，各官俸粮方须关支”。 我给你们停发工资，等活干完了再结。 这点威慑力，其实毫无用处。对京官来说，俸禄可能是一家老小的支撑，但对地方长官来说，缓交黄册能捞到的好处，比那点俸禄可多多了。朝廷后来也反应过来了，又出了一招更狠的：“仍将解人家属监并，候批回获日，方须疏放。” 我把你家里人都给抓起来，等你交了作业再放还。 这招挺狠，可惜就是口头说说。转年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朝廷又一次严抓黄册攒造事项，只提了“停俸”这么一个惩罚措施。可见地方阻力太大，绑架亲属这事无疾而终了。 好在此时新君登基不久，地方上摸不清皇上路数，不敢太过造次，陆陆续续把黄册在嘉靖元年送抵后湖黄册库。六年之后，再开黄册库复查，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等地一共九千六百九十二本新造黄册，虫蛀坏了六千二百八十九本。 简直毫无改善。 不，准确地说，还是有点改善的。 在诸位臣工的努力之下，朝廷宣布对这一事故的经手造册官员予以严惩，罚俸一个月。 嘉靖之后，这种拖延症也没好转。万历皇帝登基那年，后湖黄册库的官员做工作报告，说各地还有许多县拖欠着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嘉靖四十一年的黄册没交。至于隆庆六年（1572年）那一期新造的黄册，对不起，皇上，到现在才交上来三分之一不到。 这种积欠情况，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前期拖延未解，后期又要攒造，这么一期延一期地滚动起来，累欠越来越多，以至于积重难返，造成沉误。沉误是说当期黄册未能如期完工，算得上重大事故了。而万历皇帝一登基就赶上两次沉误，幸亏那时候他年纪小，操心的不是他。 当时已经有人意识到这里面蕴藏的重大危机，出言提醒：“上界之驳语黄册不到，嘉靖四十一年里书之奸弊已泯没而不可究；今次之赋役黄册不到，隆庆六年见在之丁产又散失而无所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愈久而册愈湮，册愈湮而造愈难。” 这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说明朝中有明白人。可是光明白没什么用，想整顿地方黄册的纪律，可不是朝廷几道语气严厉的诏书就能搞定的。 万历十一年（1583年），黄册库主官余懋学决心好好做一番整改。他开库查验，愕然发现这些黄册的格式、内容错谬极多，不胜枚举。余懋学举了一个特别浑蛋的例子： 扬州府兴化县递交的黄册，里面有三千七百余户，户主年龄个个逾百岁。 若非扬州的水土能养人瑞，就是当地暗用诡册，用这些僵尸户予以寄财。而这不过是余懋学随手一翻就看到的，其他没检查出来的弊病，还不知有多少。 余懋学上书痛陈，朝廷亦是从善如流，下令整改。没过几年，下一任主官徐常吉又上了一次内容几乎相同的奏疏，说了几乎相同的问题。朝廷的态度也特别坚决，文书唰唰地往下发。问题呢，还是依然故我。 类似的故事、流程，每几年就会轮回一次。先是管事官员上书痛陈册籍损毁严重、解送迟滞、驳查拖延，局面十分严峻，然后是朝廷下令严查，最后各地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回炉重造。至于何时解送，只有天晓得。 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黄册的问题就像大明的其他问题一样，已经不是任何人能解决的了。 第六章 一从世变陵谷新 到了万历年间，曾经一度辉煌的黄册制度已是病入膏肓。 地方上豪强官吏肆虐，根本收不上来册籍；就算收上来，也来不及解送；就算解送到了，内容也不合格；就算内容合格，也会因为驳查想敛财而被强行退回；就算不退回，顺利入库，几年以后不是被水泡烂就是被老鼠虫子咬完。 就算一切都很幸运，侥幸逃过天灾，也没什么用。如前情所述，那种风气下攒造出来黄册，通篇充斥着埋没、飞走、诡寄、影射、挪移等奸弊，早已无法反应基层的真实情况。万历三大贤之一的吕坤，直言不讳地指出：“十年册籍，半不相同，沿旧稽新，漫无可考。” 比如隆庆年间，福建省福宁州的户口数比起洪武年减少了三分之二，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三。江南重镇应天府更夸张，嘉靖末年的户口数只有正德年间的一半，到了万历一朝，则只有正德年间的五分之一。 注意，这只是黄册账面上的数据。 实际上这些地区一无战乱、二无天灾，人口一直在增长，只不过当地大户通过包荫、冒合、逃户、隐匿、篡改等手段，把增长数给藏起来了。再加上大明对民众的禁锢太严，极度追求稳定，物极必反，导致了逃户的盛行。 正所谓“民不胜弊，破资鬻产，逃亡相踵”。这些放弃户籍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地离开原籍，四处游荡，形成明中后期蔚为壮观的流民大潮。 比如在江南有一种令人称奇的生活，叫作“船居浮荡”。老百姓从原籍逃出之后，全家就住在船上，常年在江南纵横交错的河流上漂荡。地方官府根本没法管理，更谈不上造册交税了。 其实地方官衙早就不把黄册当回事了，他们自己搞了一套户籍，叫作实征文册，也叫白册，里面记录了当地人口、土地的真实——相对真实——情况，以方便管理，但是从不上报。《户口总论》里谈及此事：“所谓黄册，只取应虚文，非其实矣。有司征税编徭，自为一册，曰白册。” 朝廷反复索要过许多次白册，甚至动过以白替黄的心思，可地方阳奉阴违，抵死不从，这事一直没成。 白册交不上来，黄册又紊乱疏漏到了如此夸张的地步，朝廷指望用它做决策，怎么可能准确？以至于时人嘲讽“有司专租庸于下，朝廷握虚数于上”，说黄册是废纸一堆，亦不为过。 随着黄册的失效，在中枢朝廷眼里，整个天下不再透明，慢慢变得模糊而扭曲。接下来，会变得怎样？ 万历十八年（1590年），南京户科给事中徐常吉如此警告道：“如册籍之造弗慎，则赋役之派弗均，豪强得计，良弱受害。生民之凋疲，国计之亏缩，恒必由之，诚非细故。” 换句话说，黄册失灵，里甲制也会随之无效，当初朱元璋设计的十甲轮值、均摊徭役，也沦为空谈。税赋徭役非但不会减轻，反而会加剧失衡。权贵、豪强、乡绅和贪官污吏运用各种手段，拼命把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甚至还要从中渔利。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这种恶果，其实早就有了苗头。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给事中丘弘就已经在奏疏里指出了这种状况： “官吏、里书乘造册而取民财，富豪奸滑通贿赂以避重役。以下作上，以亡为存。殊不思民之贫富何常，丁之消长不一。只凭籍册，漫定科差。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 这个“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就是赋役不公平的直接恶果。虽然此份奏疏是成化年的，但随着时间推移，每况愈下。 杨芳在《赋役》里无限怀念洪武皇帝的时代，说当年老百姓“一年在官，九年在家，故其赋易供，而其民常逸”。可现在呢？各地官衙不时征派，今天正编，明天加编，巧立各种名目。他掰着指头数了数，有纲银、办银、库字、夫甲、廪保、夫役、驿传、兵役、饷费等等，随随便便就举出了十几种名目。 在这种疯狂的掠夺转嫁之下，老百姓只剩下疲于奔命的绝望，大明的流民问题愈演愈烈，根源正在这里。 所以说，后湖黄册库的混乱状况，并不仅仅意味着黄册制度出了问题。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标志之一。 黄册制度濒临崩溃，意味着病灶已遍布整个社会的腠理。 偏偏在这些病灶上，还攀附着无数吸血的肥大虫子。病灶越大，它们吸纳得越多，形成一张从上到下、错综复杂的利益网，阻碍血液循环，干扰营养吸收，并让各个器官缓慢衰竭。大明到了中晚期，频频出现半身不遂的迹象，资源调动不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空前虚弱，都是拜其所赐。 乃至当时有歌谣流传：“权门之利害如响，富室之贿赂通神，钝口夺于佞词，人民轻于酷吏。” 到了这会儿，大明已经隐然有亡国之相了。 更有甚者，任何摘除病灶的企图，都会无疾而终，甚至被反噬。 比如在嘉靖十年，鄞县县令黄仁山和奉化县令陈镐，都曾经下决心在治下整顿黄册，严惩县中舞弊书手、算手等，结果“二令竟不能终黄册之事以去，而民之奸且复故矣”。 甚至连海瑞这样的人，面对这道坚壁都无可奈何。 他在出任应天巡抚的时候，深知黄册已经破败不堪了，决心另起炉灶，以田亩数来决定赋役比例。闲居松江的徐阶赶紧写了一封《与抚按论均粮书》，义正词严地质问海瑞：“圣祖疆理宇内，第其赋税，以为黄册，藏诸天府，有司十岁一修而上之，成宪旧章，灿然有也。而忽焉，而灭焉，可乎？” 徐阁老在朝那么多年，不可能不知道黄册弊情有多严重。不过为了松江家里几万亩良田，甘草相公也只好抬出祖制来挡挡面皮了。 反倒是徐阁老的好学生张居正，有心拨乱反正，要给大明好好地动一次手术。 他所倡导的一条鞭法，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将徭役的分摊方式，从按户改成了按丁数和按田亩数。 咱们再把王叙家拎出来说说。 比如王叙家里有三个壮丁，五亩地；隔壁赵二家有九个壮丁，一百亩地。按照原来的规矩，每一户得出两个壮丁去应徭役。赵二家势力大，买通了小吏篡改黄册，硬是让王叙家出了三个壮丁自家只出一个。最后王叙家破人亡，赵二家优哉游哉。 但现在张阁老说了，以后徭役不按户数算，按丁数算。每三个壮丁，出一个人应役。如果家里田地超过五十亩，每二十亩还得多出一个壮丁。 按照这个算法，王叙家只需要派一人应役，赵二家却必须出五个人（三个按丁数 两个按田亩）。这样赵二无从逃避，王叙也可免于负担过重而破产，达到公平。 而且一条鞭法把“力役”改成了“雇役”。民众不用真的派人去应役，可以折成现银上缴，官府会拿这笔银子去另外雇人。这样一来，王叙家不必担心耕作缺少人手，大不了多卖点粮食换银子。 至于这笔徭役银的征缴解送，也不必经过里长、粮长之手去催促。由官府出面，官收官解，杜绝了这个环节上的舞弊行为。 这还只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一步，他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摊丁入亩，把所有税赋徭役都按照田亩结算。这样一来，田多的人缴税应役多，田少的缴税应役少，从此彻底均平——当然，他没有完成这个目标，得等到大清雍正皇帝那会儿才算搞定。 黄册的全名叫作赋役黄册，主要记录户数丁口，朝廷可以拿着黄册按人头征派徭役。如果现在徭役不用数人头了，全都要并入田亩结算，那么朝廷只要整饬鱼鳞图册就够了，还要黄册干吗？ 张居正执政多年，知道黄册已经糟烂成什么鬼样子。他明白这玩意已经没法治了，索性抛开它另起炉灶，建起了新的“条鞭赋役册”，又叫“赋役全书”。这是一套以田亩为基础的赋役分配制度，用来配合一条鞭法的推行，重新整地清田。 不过以张阁老的能耐，也只能绕开黄册制度，不能公然废除。因为这条线上沾染了太多利益，是政治上的雷区。何况黄册虽然失去了赋役之用，尚还有锢民的功效，对越发汹涌的流民大潮来说，多少有点缓冲作用。 于是从万历初年开始，后湖黄册库的地位变得微妙起来。理论上朝廷已经不需要它了，但碍于祖宗成法和背后的利益，还必须每十年攒造一次，算是一种制度上的惯性。偶尔会有御史站出来，絮叨两句要不废了黄册算了，然后就没下文了。 大明官场有一个特点：上头重视什么，下面未必会重视，往往得三令五申；但上头如果不重视什么，下头立刻心领神会，迅速废弛，堕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说个万历十年四川酉阳宣抚司的故事吧。 酉阳宣抚司就是如今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重庆东南方向。 宣抚司这个建制，是大明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朝廷封当地土司一个官衔，允许世袭，承认其对宣抚司领土的管辖。土司则必须向朝廷纳税，以彰显大明的统治权。比如万历三大征里的播州之乱，就是播州当地土司杨应龙搞起来的。 洪武年造黄册的时候，朱元璋考虑到这些土司地区的特殊性，没有急于在这些地方推行。到了永乐国势稳定了，朝廷才慢慢把黄册和配套的里甲制引入土司辖区。 从这个时期开始，酉阳也每十年攒造黄册一次。宣抚司的控制权，慢慢从土司手里转到汉人流官手中，即改土归流。不过酉阳地区地形复杂，土民散聚，在宣抚司之下仍有大大小小的土司，分别把持着各处村落。 万历十年，酉阳宣抚司又接到旨意，要攒造黄册。该司迅速把任务下发，没想到其中一个叫石耶洞的地方出事了。 石耶洞的主事人叫杨正魁，算是当地一个小土司。他主持攒造黄册时，偷偷篡改了本洞的户籍，不再归属酉阳宣抚司，而是改隶重庆卫。 之前咱们介绍过，这是民间常用的一种作弊手段。石耶洞擅自改隶重庆卫之后，从此不受酉阳宣抚司管辖，这边再催缴什么钱粮，可以置之不理。至于重庆卫那边，人家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自然也不可能来酉阳要钱。 石耶洞的黄册送出去之后，没到后湖，在四川布政司这一关就被拦下来了。布政司不傻，一看就知道是作弊，立刻驳回要求重做。 酉阳宣抚司派了一个叫杨秀忠的人，去石耶洞传达省里的指示。不料杨正魁胆大妄为，把杨秀忠痛打了一顿，扯碎文书，并将其撵回来了。宣抚司大怒，又先后派了几拨人去。杨正魁坚决不从，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对。 这种地头蛇横起来，宣抚司一时间也没什么办法，只好向上级巡抚、巡按求援。很快上面派了两个官员，一个是负责黄册督造的参议，姓王；还有一个是南川县的典史，叫龚仪。 省里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必须严查。不过酉阳地区太敏感，不好大张旗鼓派大人物下来，请王参议和龚典史来，官职不大不小，双方转圜余地也大。 不料杨正魁是个混不吝，居然在当地拉起了一支军队，冲着两个人痛骂起来：“有你这吏员出身典吏，岂足挂齿。就是巡抚来，也不过如此。怎磨得我甘结黄册，怎肯输造？”嚣张之情，溢于言表。 注意，这话可不是笔者原创或刻意渲染，而是杨正魁的原话，真真切切记录在了黄册库给万历皇帝的奏疏里。 那两个官哪里见过这阵仗，吓得连滚带爬回去了。布政司一看，麻烦了，酉阳土人动辄闹事，若激起民变，如之奈何？几位布政司大员商量了一通，想出一个踢皮球的方案：把这本黄册送到后湖，请黄册库予以查实，石耶洞到底归属哪里。 乍一看，这一招纯属脱裤子放屁，石耶洞就在酉阳境内，怎么可能划归重庆卫？明摆着的事，还用得着查实吗？可仔细一想，四川布政司这手用意可深了。 若他们立刻派兵去征剿，这叫“衅自我开”，布政司得负领导责任。如果先把黄册送去后湖，让那边以“户籍可疑”的理由驳回来，布政司再去收拾杨正魁，便师出有名了。就算酿成民变，朝廷查问下来，布政司也可以解释，闹事的源头是黄册驳查。 黄册库并不清楚这些弯弯绕绕，真的去认真查了一下。发现石耶洞这个地方，从永乐十年开始，以酉阳宣抚司下辖长官司的身份，向中央交税。至今已经攒造了十七期黄册，记录清清楚楚，无可争辩。 布政司拿着这个回复，又去找杨正魁谈，“谈”的结果自然不尽如人意。布政司不敢擅专，把这事上报中央，询问该怎么处置才好。 这次上报，正赶上张居正去世不久。万历忙着搞清算，内阁无暇顾及别的，遂给了一个敷衍了事的批复：“石耶土司，照旧例酉阳宣抚。如再抗违，重治不饶。” 这种软绵绵的批复，对下面简直毫无威慑。石耶洞就这么赖在重庆卫的名册上，谁也拿杨正魁没办法。 一直到三年之后，朝局稳定了，朝廷才想起来秋后算账。这次出马的是重庆卫的两名指挥，他们带着兵，强行把石耶洞的黄册改回去。 到了这地步，杨正魁仍不肯服软。他拒绝在黄册上签字，反而派了弟弟杨正敷去重庆，贿赂了另外一个指挥刘光先，让刘光先出具证明，证明石耶洞实属重庆卫。这份证明送到后湖黄册库，主官都疯了，见过造假的，没见过这么嚣张的造假。 后来杨正魁这事怎么样了，史书上没提，但八成不了了之。朝廷对这些敏感地区的态度，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安抚比讲理重要，当地土司也心知肚明。数年之后，同样是土司出身的杨应龙看透了朝廷虚实，便在酉阳更南边的播州掀起了一场叛乱，规模之大，和西北哱拜叛乱、日本入侵朝鲜并列为万历三大征。 杨正魁一案，是掀在明面上的黄册弊端，充分暴露出了各级官衙互相推诿的禀性。 有人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描述：“或任凭里书人役假公科敛，迁延作弊；或系差人领解在外，将罪赎银两挪移侵欺。州、县正官既不暇亲理其事，而委之佐二首领。该道监司又不肯时行比较，而视为故事虚文。一遇升迁，则云原无瓜代之期，公然而去；问之接管，则云此系前官之事，与我无干。彼此推诿，上下因循。” 可见黄册的执行机构，基本上已经瘫痪了。没人把它当回事，除了会用驳费创收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用处。 张居正虽然倒台，可他留下的政治遗产，让大明结结实实地续了几十年命。在万历后期、天启和崇祯三朝，后湖黄册库一如既往，时时上疏，呼吁严查黄册弊端，朝廷也煞有介事地下文训诫。不过无论皇上还是满朝臣工，包括黄册库自己，都明白这只是刷刷存在感，并没有什么人当真。 黄册地位跌落至此，地方上攒造时的态度自然更加虚应故事，胡乱敷衍。 明清鼎革，到了顺治十三年（1656年），户部尚书孙廷铨向顺治皇帝汇报天下户籍情况。顺治问他，是否搜集到了前明黄册户籍文件？孙廷铨苦笑着回答说，他搜罗到一些府县在崇祯十五年攒造的黄册，里面的户口和数字，居然是原样照抄洪武年的册籍，一模一样。 这些官员连基本的户籍调查都不做了，随便复印了几份老档去应付差事。敷衍至此，可以想见崇祯后期，地方管理混乱已到了什么地步。 更有趣的是，孙廷铨还找到一本黄册，上面赫然写着“崇祯二十四年”字样。这说明地方官府已经懒得每十年造一次了，索性一次把未来几期的都造完搁着，到了时间再交。 孙将这种做法幽默地称为“遥度”。可惜那些官员“遥度”得还不够长远，大明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就亡了，这本崇祯二十四年造黄册，变成了一件充满讽刺意味的死亡物证。 大明就好像是一个动脉硬化的病人，因为长期贪婪地吃油腻食物加酗酒，身体各处血管已变得狭窄无比。血液壅积于中途，无法送至中枢。张居正的改革，是在血管里做了一连串支架，暂时保证心脏获得足够供血。可是他没办法改变大明暴饮暴食的习惯，也无法逆转血管劣化的趋势。 时间一长，血液越发油腻，血管越发脆弱，梗塞点越来越多。到最后，就连支架也没什么效果了，只能靠“三饷”之类的举措像打吗啡一样疯狂透支残存的生命力。 到了这个时候，无论阉党还是东林党，谁当权都无关大局。祸因早种，积重难返，大明的覆亡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的崩塌。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久病的大明王朝突发心肌梗死，死于煤山之上。这是一个意料之中的悲剧。 北方的天子已经自缢而死，而后湖黄册库的命运还没彻底终结。 在崇祯缢死的这一年，后湖黄册库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册库七百间，遍布于后湖诸岛之上。从洪武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一共攒造了二十七期，历代累积黄册一百七十九万七千册，达到了历史巅峰。 可惜的是，它与大明命运纠葛太过深切，注定要和王朝一起承受毁灭的宿命。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次年改元弘光。清兵汹汹南下，旦夕可至，弘光小朝廷手忙脚乱地开始了备战工作。 位于北城墙之外的后湖黄册库，在此时已经毫无用处。有人提议，不如把那些黄册拿出来废物利用一下。于是禁绝了二百多年的后湖黄册库，终于撤去了封锁，向世人露出真容。 大批士兵跳上湖中五岛，踹开库房大门。他们顾不上感叹卷帙浩繁，把那些曾经悉心晾晒的黄册一摞一摞地搬了出去，粗暴地扔上小船运走。 中国古代有造纸甲之法，把软纸一层层相叠捶实，剪裁成甲，防御效果不错。黄册都是上好绵纸所制，正是做纸甲的好材料。另外明军装备了大量火器、火箭，将绵纸搓成细条蘸上火药，即是上好的药捻和引火折。 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可惜这一切努力，终究只是徒劳。弘光元年（1645年）——恰好是弘光登基一周年——五月十五日，南京城落入清军之手。在弥漫的硝烟里，黄册库和它所忠心侍奉的政权一起灭亡了。 从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后湖黄册库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几于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国祚等同。 这是大明保留下来的最后记忆。在这个王朝治下的每一个人——你能想象吗，几乎每一个人——后湖黄册库都记得，大明都记得。 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农夫、永乐时迁至北京附近的军户、正统朝远在云南深山打猎的土司、正德朝在淮西烧盐的灶户、嘉靖朝山东进学的士子、万历朝建阳的书商子弟……几乎所有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大明子民，都在这座库房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的身躯早已化为一抔黄土，名字却永远凝固在了这里，并和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为飞灰。 在这座黄册库里，记录着整整一个王朝的田土盈缩、民生消长。你可以拉远视角，注视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视角，看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家庭的生老病死。其存储之巨、信息之丰、分列之细，是全世界档案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迹。 其实严格来说，死去的只是黄册库这个功能，实体依然还在。弘光朝廷太过仓促，只来得及消耗掉库存黄册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册籍还好好地搁在库房里。 清军进入南京之后，第一时间控制住了黄册库。顺治皇帝还特意提醒主帅多铎：“南京各衙门图书史册……地理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用心收掌，不许乘机抽毁，致难稽考。” 清军一时半会儿还不知道拿这地方干吗用，便暂时搁着。一直到天下安定之后，清廷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后湖黄册库等着处理。 顺治皇帝原本指望能从中拿到一些有用的档案，用来重括天下户籍，就像朱元璋当年做的那样。可清点一番之后，顺治君臣失望地发现：天启、崇祯两朝的黄册形同废纸，毫无参考价值，至于再往前的册籍数据，更是朽烂不堪用了。 既然没什么用，这么多纸放在那里也是浪费，不如重新利用一下。很快工部先跑过来，从黄册库里取出五十五万五千五百三十斤册籍变卖了——你没看错，是论斤卖的，得银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五两。 黄册每册约重四斤，也就是说，工部一次就处理掉了十三万八千册。平均下来，一本黄册能折不到一钱的银子。比起造价，这可真是贱卖了。 当然，工部是无所谓，反正这是前朝的存货，没成本的。 吃到甜头之后，大清臣工把黄册库当成了一座予取予求的宝山。很快靖南王耿继茂请求提供军备，朝廷大手一挥，给他送去了七十二万八千五百斤，折银二万一千八百五十五两。紧接着，江南总督马国柱申请要造火药、火箭，又讨走了五十四万五千四百九十五斤。操江巡抚陈锦看着眼红，也偷偷摸摸弄走了四千两百四十八斤黄册。户部闻之大怒，揪住陈锦要求赔偿，而且不许赔黄册，得赔折银一百二十七两四钱四分…… 就这么东家要西家要的，偌大的后湖黄册库终于被搬了个精光。 这还只是大数。南京当地的居民也趁着兵荒马乱之际，偷偷潜入后湖，零零碎碎地盗取黄册出来。这些册子被公然堆放在大街上，被人随意叫卖。 当时南京城里有一位遗民文人叫方文，桐城人，他看到昔日国家重典竟沦为街头垃圾，心中沉痛，忍不住写下了一首《负版行》： 数年不到三山街，今春偶到多感怀。 不知是何大书册，路旁堆积如芦柴。 行人纷纷来买此，不论何书只秤纸。 官价每斤钱七十，多买少买随人耳。 借问此是何版图，答云出自玄武湖。 天下户口田亩籍，十年一造贡皇都。 玄武湖心绝炊爨，永无火患及鼠患。 洪武至今三百年，收藏不知几千万。 一从世变陵谷新，此图废阁空埃尘。 …… 这首诗，可以算作后湖黄册库最后的挽歌吧。 清廷对南京没有兴趣，更不会把自家档案库建在这里。后湖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湖罢了，不需要去特别对待。黄册被搬空之后，往日鳞次栉比的册库架阁，也被逐一拆光烧尽，毛老人庙和诸多附属设施慢慢荒弃坍塌。就连后湖这个名字，也变成了玄武湖。后来为了避玄烨的讳，又改称元武湖。 就这样，在经历了二百六十四年与世隔绝的日子之后，玄武湖重新成为一处游人如织的风雅景点，仿佛做了一场漫长的奇梦。 黄册库就这样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可黄册的故事，还有那么一点点余绪。 绝大部分后湖库存黄册，在顺治初年便因为种种原因而湮灭，但也有极少数幸运的册籍逃过一劫，流散到了民间。 康熙登基之后，筹修明史，向民间征集前明的各种资料，很快搜罗到了一大批包括户口册籍、奏疏题本、邸报塘报在内的明代文书。据当时的记载，这批资料中包括了万历至崇祯期间攒造的一千本黄册，这是黄册库硕果仅存的孑遗了。 这些资料在修完明史之后，烧的烧，毁的毁，残存的被送入北京的内阁大库。这个大库坐落于紫禁城内，里面除了存放明末文献之外，还有清代的诸多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盛京老档等等。这个大库的收藏十分丰富，戒备也异常森严，王国维曾经评价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转眼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国眼看要完。这个内阁大库年久失修，收藏急需清理。但主事人不知怎么想的，觉得最没用的就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档案，把它们都挑出来要统一焚毁。幸亏在学者罗振玉的坚持下，这个计划没得到执行。罗振玉亲自下场，将这些价值千金的旧档装了八千个麻袋，转移到了国子监内。 及至民国，政府筹建历史博物馆，又把这八千麻袋文件迁到午门，然后就一直扔在那儿无人问津。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之后，委托鲁迅进行整理。可惜篇卷浩大，以鲁迅先生的能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勉强完成了二十麻袋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搁在原地，任由别人随意盗取。鲁迅先生曾专文介绍过这段经历，叫《谈所谓“大内档案”》，收在《而已集》中，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1921年，教育部的资金入不敷出，便把主意打到了这八千麻袋上面。他们以四千零五十枚银洋的价格，卖了十五万斤档案给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把这些档案运去唐山，准备打成原浆。幸亏罗振玉得知此事，也幸亏他手里有钱，以三倍价格从纸店把这些档案抢了回来。 罗振玉深入挑拣，从里面搜拣到了颇多明清资料，出版了《史料从刊初编》，是研究明末清初的重要材料来源。 1924年，罗振玉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把这批档案中的十二万斤卖给大收藏家李盛铎；1928年，李盛铎把其中六万件交还溥仪，剩下的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从中抢救、整理出了四十册明清史料，尤其是明代史料最为珍贵。 几经周折，这八千麻袋内阁档案已经严重缩水。抗战开始之后，政府迁移了一部分到南京，还有一千七百麻袋的资料留在了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档案局于1958年对这一千七百麻袋展开了清理工作，最后挑出三百麻袋具有史学价值的资料，其中有三千件明代的文牍档案，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 往日的喧嚣，就这样逐渐远去了。 细小的尘埃缓缓落定在破旧的黄册封皮上，悄然累积，不再飘起。不知历经世事的它如有灵智，是否会回想起那些年在后湖黄册库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