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笔与灰的抉择 婺源龙脉保卫战
如果这个判决得到认真执行，俞、程二人肯定也吃不消，会被活活打死。偏偏大明律有规定，犯人有权赎刑，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抵扣刑罚。 赎刑分成两种。一种是“律得收赎”，即法律里有明确规定的赎刑金额，并且不能赎全罪。比如你判了杖三十、徒两年，你可以交钱把徒刑赎了，但杖刑不能免；还有一种是“例得纳赎”，可以赎买全罪，一点不用受苦。 毫无疑问，俞、程肯定会采用“例得纳赎”的方式来脱罪。 根据罪犯经济状况，大明例赎分成三种：无力、有力、稍有力。无力者，依律执行；有力者，输纳米谷来赎刑；稍有力者，可以用劳役折银的方式赎刑。 具体如何折算，如今已不可考。不过在《在京纳赎诸例图》里有这么一个数据：判徒刑三年的，如选择运送石灰的劳役，工作量要折够三十七两八钱；判杂犯死罪的，运送石灰的劳役则要折够五十七两六钱。 [注释]《在京纳赎诸例图》：《大明会典》卷176《五刑·赎罪》收录了明代政府对赎刑的详细规定，其中，《在京纳赎诸例图》列有针对笞、杖、徒、流罪、杂犯死罪等刑的赎罪适用数目，包括做工、纳米、运灰、运砖、碎砖、运水和炭、运石等不同种类，并且，若是年老有疾病不能做工，可折钱缴纳。有的项目空缺，表示不适用于赎刑，如流罪与杂犯死罪，不能以“老疾折钱”来赎。 这是在京城的价格，地方上的价格会更便宜。最重的杂犯死罪，几十两银子也就赎完了，杖刑自然罚得更少。这些银子对穷人家来说，是倾家荡产的数字，可对开灰场的囤户来说，根本只是毛毛雨。 咱们现在大概能明白金汝谐的尴尬了。如果轻判俞、程二人，起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效果；如果重判，自己的官声怕是要受损。 金汝谐是浙江平湖人，新科进士，刚刚外放到婺源这里做知县。他在朝中有人关照，当知县只是刷个资历，自然要以求稳为主。 最后，还是积年的县丞马孟复教了他八个字：“上保县脉，下妥私情。”这八个字，和谭昌言领悟到的“各宜体谅”一样，道出了知县在地方上的生存平衡法则。金汝谐心领神会，很快判决出来：俞、程两个囤户各判杖刑，准其纳米例赎。 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反倒是洪天那个倒霉蛋，官府在他家里搜出几张蛤蟆岭的地契，强制给赎成官地了。没办法，县里的赎地政策快执行不下去了，需要点数据冲冲业绩。 在阅读保龙的故事时，有一点必须提醒诸位：目前保留下来的资料，都是出自官府记录、乡宦整理，倾向性很明显。俞、程二人究竟是地方恶霸，还是贫苦百姓抱团求活，不得而知。不过从灰户们此起彼伏、赶之不尽的状况来看，囤户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绝非公文上一面之词说的那么奸邪。 书归正传。 判决完成之后，金汝谐张榜全县，再次重申了龙脉对于婺源的重要性，要求各地提高警惕，防止灰户继续为害。为了表示自己绝不姑息犯罪分子的决心，金汝谐在全县人民的注视下，宣布了一项重要措施： 他给那块保龙禁碑修了个遮蔽风雨的亭子……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府讲空话的调门越高，越说明他们不打算干实事。这个消息一出来，囤户们欢欣鼓舞，把灰窑挪得更隐蔽一些，免得知县大人看见为难；而山民们看到洪天的遭遇，自然把手里的地契捏得更紧，依附囤户的态度更积极。 龙脉山中，依旧是一派兴旺景象。 乡宦们看在眼里，恼在心里，可是他们也很尴尬。去催促官府吧？官府的态度比他们还积极，一会儿修个亭子，一会儿贴张告示，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自己去抓那些囤户吧？龙脉广阔，人家往山里一钻，根本抓不过来。再说千钧之弩，不为蹊鼠而发机，一干见证过朝堂风云的致仕大佬，三番五次为小小的灰户抗议，也太没面子了。 一来二去，局面便这么僵下去了。 顺便说一句，万历三十四年又逢大比，这一次婺源县在应天乡试中，有两人过关。一个叫俞育，婺源汪口人；一个叫汪之达，本籍怀宁。也就是说，婺源士子只有一人中举，比上一届还惨。 不知这跟婺源龙脉问题迟迟不得解决的状况到底有没有关系。 到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的应天乡试中，局面更惨了。婺源籍只得两人中举，而且这两个人的身份都颇尴尬。 一个叫李鏊元，是从徽州郡庠选贡入南京国子监的，和婺源县学无关，另外一个叫汪秉元，人家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只不过籍贯是婺源而已，而且他参加的是北直隶顺天府乡试，跟南直隶都不是一个榜——大明为了保证各个地区的考生平衡，榜分南北，各考各的。 也就是说，真正从婺源县学出去赴考的，这一届又是颗粒无收。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一转眼到了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明哲保身的知县金汝谐终于离任，此后他的仕途还算顺畅，短短一年，先是入觐留部，然后考选南广东道监察御史，前景颇好。婺源的小小纷争，对他来说已是过去式。 接替金汝谐担任婺源知县的，是一个叫赵昌期的官员，籍贯慈溪。 赵昌期是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的进士，三甲第二十八名，成绩中等。顺带一提，赵昌期这一届的探花，叫钱谦益。 赵昌期的出身不算特别好，但他娶的老婆来历不小，姓朱。朱氏的父亲叫朱国祚，朱国祚有个弟弟，叫朱国祯，曾摘取过状元桂冠，给太子朱常洛当谕德官，后来在泰昌、天启年间成为名震四方的阁臣之一。 以朱家的显赫地位，竟然愿意把女儿嫁给赵昌期，可见非常看好这个人的未来潜力。 赵的表现，也确实不负朱家青眼。史书对他的评价是：“慈祥可观，尤加意学校。”可见这个人行事老成，对于文教最为关心。赵知县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县学建起一座尊经阁，然后大办文会，会同各乡名士来修撰地方志，在婺源很快赢得交口称赞。 这么一个富有理想主义的知县，对于龙脉之事一定比前任上心。对烧灰不满的当地乡宦找准机会，在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次联名上书，要求加强保龙措施。 士绅们的这一份陈情，透露出目前婺源烧灰的新趋势：“驾言余山无害，实关正脉爪牙。断一指而一身为之痛伤，一节而大势为之疲。”可见这四年以来，灰户们对于龙脉还稍有收敛，但对附近支脉一点不客气，大肆开采。在风水理论里，这种举动同样会惊扰龙脉。 婺源乡宦们在这一份陈情里，反复引用谭昌言、梁应泽等官员的批示，希望赵知县能萧规曹随，继续厉行禁止。有意思的是，他们对金汝谐却只字未提。这也是一种态度，可见地方上对金的姑息态度早有不满。 在文章结尾，乡宦们告诫赵知县：“顽民习玩，非严禁无由摄奸。虽德盛化神，必痛惩始能畏志。”显然希望他能一改前政，拿出雷霆手段。 赵昌期和前面两任知县的风格都不同，他朝气蓬勃，锐气十足，而且对儒学文教的重视胜过其他一切。他接到陈情表以后，二话不说，叫上县学教谕，两个人亲自去船槽岭勘察。 赵昌期走访了许多当地居民，调研很深入，发现烧灰凿山的情形确实触目惊心，比立保龙禁碑之前还严重。回到县里之后，赵昌期焚膏继晷，连夜撰文，拿出一份前所未有的严厉保龙方案： 第一，旧立灰窑，要全数登记在册，然后在官府的监督下一一推土填埋。 第二，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互相监督举报。 第三，一旦发现有人烧灰，除判刑之外，还要加罚一笔“追偿龙脉银”。这笔银子一半用来奖赏举报人，一半用来给县学买田收租，租金用来支付官府专项巡查的费用。 第四，各都里约、保甲实行连坐，每个月都得提交一份本地无伐石烧灰的甘结——保证书，官府要仔细查考。谁敢不交，视同烧灰，重打三十大板，枷号一个月示众。 第五，县衙不时走访，如有一窑未拆，本犯及本都里约、保甲重究。 赵知县的这份方案，绝对是动了真格，比谭昌言的态度更加强硬，比金汝谐设计的监督、奖惩条款更细致。而且他在策略的选择上，也非前几任因循守旧的知县可比。 比如说，赵的方案有一条，是鼓动民间互相监视。 民间互相监视这事，不算出奇，谭昌言也试图干过，不过效用不彰。当地人都是抱成一团，指望他们举报自家乡亲，怎么可能？ 可赵昌期这次出手，却是大大不同。 关键就在于这个方案的第二条：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互相监督举报。 它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藏精妙。 赵昌期亲自踏勘之时，碰到过一件事。他到了十七都那里去走访居民，居民们都说损毁最严重的是狮山、象山，都在十八都的地界；他又去了十八都，当地居民表示我们这里确实山体损毁厉害，不过损毁最严重的通元洞、水岩山，都在和十七都交界的地方，是他们越界干的。 赵昌期很好奇，进一步调查后发现，原来自从有了烧灰业，十七都和十八都、二十三都、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经常越界，去别人山里凿岩，运回自家灰窑里烧。四都之间，没少因为这种纠纷发生争斗，几十年下来，几乎成了仇人。 这对官府来说，是一件好事。赵昌期在第二条里特别规定：“如十七都有犯，许十八等都之人；若十八、二十三、四十三各都有犯，许十七都之人彼此指名首县。”你们不是看对方不顺眼吗？给你们个机会去逮他们的错，摆明了要挑动群众斗群众。 在“里”这一级，群众会互相包庇；在“都”这一级，不同地域之间彼此敌视。 为了鼓励四都内斗，赵昌期加了一个补充条款：举报成功者，罚金分一半走。 新仇旧恨，足以驱动人心。 这个方案，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二月初十公布，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次官府要动真格的了。士绅们一片欢腾，齐声颂扬赵的政策好。 而囤户、灰户们在度过最初的试探期后，纷纷偃旗息鼓，不愿与之正面对抗。 没办法，这位赵知县太狠了。官差清山，跟篦子扫过似的，一个窑口不留。侥幸有那么几个幸存下来的，很快都被同乡给举报了。任何一都，谁敢进山凿岩，另外三都会立刻扑上来咬一口。要知道，官府或许不清楚当地情况，易受蒙骗，本地人可最清楚那些山中猫腻了，一抓一个准。 上有知县督战，下有民众自察，灰户们兵败如山倒，一个灰窑接一个灰窑被堵封，一个囤户接一个囤户被拿下。整顿行动如犁庭扫闾，很快肃清了大大小小的石灰矿窑，只有保龙禁碑屹立依旧。 整条龙脉终于平静下来，恢复了往日的安详。 这次对船槽岭灰户的胜利，毫无疑问赵昌期该论首功。 比起谭昌言的委曲求全、金汝谐的明哲保身，赵昌期可以说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如果他没有亲自去船槽现场查勘，没有仔细走访四都民风，断然拿不出如此实用巧妙的方案；而如果他没有锐气，也不会坚定不移地把政策执行下去。 当然，赵知县之所以如此大胆，也是因为他喜好诗词书法，平日里和婺源士绅们时常饮宴唱酬，关系极为密切。在士绅眼里，谭也罢、金也罢，都是外来官员，而赵则算是半个自己人。有了他们支持，赵昌期才能彻底放开手脚。 次一年的万历四十年应天乡试，婺源县一举高中五人，其中四个婺源本籍。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在万历四十一年的会试中，婺源学子方大铉勇夺会魁，殿试位列二甲第十二名——婺源县在科场的运气真的回来了。 这简直神了！这边厢赵知县的保龙方案才开始执行，那边厢婺源就出了一个进士。这一定是龙脉感于真诚的爱护之心，终于显灵啦。风水之验，如响斯应。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这个方大铉，他在万历三十一年和余懋孳同科成为举人，但没通过会试。这位十年磨一剑，终于在这一科奇迹般地冲到了前列。 会魁又叫五经魁，指在五经中选一经进行考试，并在本房分组中考取头名。虽然会魁没有会元那么厉害，但也值得夸耀一番。而殿试二甲十二名的排位，是个极高的名次。想想看吧，国家公务员考试，全国成绩你排第十五名是什么感觉。 顺带一说，这一科的状元是崇祯朝首辅之一的周延儒。陪着方大铉在二甲里的，还有一个将来成了魏忠贤心腹的王化贞。三甲里还有一个潘云翼，这个人倒没什么作为，不过在天启那场著名的王恭厂大爆炸里，他在乾清宫里生生被震死。只能说人生各有际遇吧。 方大铉的表现，让婺源人对龙脉之说更有信心了。你看，万历三十一年是龙脉烧灰最嚣张的时候，结果连方大铉这样的文曲星都止步于会试。现在赵知县狠狠整治了一番，龙脉复灵，效果立竿见影，文曲星立刻就出头了。 灰霾绝迹，文脉复通，至此婺源的保龙大作战获得了完全胜利，缓缓落下帷幕…… 才怪。 赵昌期的做法无可挑剔，可他也忽略了一点。 时间。 受限于婺源的地理和经济模式，你可以永远禁止某些人烧灰，也可以暂时禁止所有人烧灰，但你做不到永远禁止所有人烧灰。 赵昌期的强力压制政策，需要一个始终不松懈的领导者。一旦他离开了，政策必驰，政策一弛，烧灰户必然卷土重来。而赵知县不可能永远留在婺源，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万历四十一年，赵昌期结束了在婺源短短的任期。他留下一双遗爱官靴，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婺源人民。 接任的人叫冯开时。 冯开时文章写得漂亮，颇有文名。他接任之后，并没有毁弃前任制度，该执行的条例还在执行，只不过不像赵昌期抓得那么严格了。 要知道，一个体系的运转，需要各个零件紧密咬合，方能运转无碍。冯开时开着机器，却懒得上润滑油，时间一长，问题便开始出现了。 在他的任内，官府的山林巡查日渐松懈。一松懈，就收不上来罚款。收不上来罚款，便无从奖励那些举报民众。民众得不到奖励，慢慢地也就不再举报，各自闷声发大财。没了举报和罚款经费，导致巡查更加松懈——挺好的一套机制，在漫不经心中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当初那些掩面而走的灰户、囤户，发现严打的风头已经过去，便大摇大摆地又回到船槽岭，扒开灰窑继续开工。他们凿岩的势头比从前还猛烈，开矿规模比从前还大，仿佛欲望被压制狠了，这次要一口气全反弹回来。 等到乡宦士绅们发觉情况不对，整个龙脉已是一片千窑万矿的热闹景象。他们找到冯开时，请求他采取措施。冯知县微微一笑，表示自有妙计。 没过几天，冯知县召集县里民众，公开宣布捐俸。他作为父母官，愿意捐俸百金，尽买龙脉石山烧灰处的地，留给县学作为学田。 这招谭昌言已经玩过了，事实证明没什么用，山民们根本不愿意出卖地契。不过捐俸这个动作，从宣传上确实好看，能充分体现出知县爱民如子的用心。 知县既然有了动作，士绅们也不好装聋作哑，大家各自出了点钱，凑足了一千三百两用于赎买龙脉。不过由于赎买政策形同虚设，这一轮宣传，只成全了冯知县的官声。 士绅们有点不甘心，再次去催问，冯知县又是微微一笑，拿出一篇文稿来。原来，冯知县已经写完了一篇陈述婺源保龙禁灰的大文章。 这篇文章，真的是辞藻华丽，典雅斐然。 比如他描写龙脉风水：“由来独加护持，以至龙神独王。挺生徽国道脉，浚周孔之源。辈产硕儒，著述匹邹鲁之盛，科第蝉联相续，台座鹭序推先。”“鹭序”指像白鹭一样群飞有序，多指朝堂之上的百官站位。 再比如他谈到龙脉被破坏的惨状，痛心地写道：“委郡禁于草莽，等公法如弁髦。后来岁月无穷，削朘将何底极？行使县治别迁，必移学校另置。陆梁大横，三尺何存！” “弁”是黑色的缁布冠，“髦”是童子垂在前额的短发。在古代冠礼中，男子要把黑冠去掉，额发剪断，以示自己终于成年。因此“弁髦”代表的是没用的东西。“陆梁”也是个古老的词。在秦汉之际，岭南土著多住在山陆，性格强梁，中原遂称他们为“陆梁”，引申为嚣张横行之意。“三尺”代指法律，因为古人书写律法时，要选择三尺长的竹简。 行了，典故注释就到这里，总之能体会到冯文豪渊博的学问就好。 士绅们看到最后，通篇都是花团锦簇、骈四俪六的辞藻，却没什么干货，除了吹嘘了冯知县自己捐俸的义举之外，一条具体措施也没写。 冯开时解释说，这篇文章不是给你们看的，是给上面看的。 他把文章的收件人地址一亮，满座皆惊。 送直隶徽州府知府刘可法，送钦差整饬徽安兵备、江右参议张文辉，送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田生金，送钦差督抚应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王应麟，送钦差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周。 好家伙，冯开时竟然将自己的文章，群发给整个南直隶的高层，一个不少，真当这是拜年短信啊。 县级官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向上级反映寻求支持，这是很常见的。比如谭昌言就曾把禁灰政策上报徽州府申详。但正常的知县，一次只找一个，实在不行再换一家，没想到冯开时一次把大神们全给请出来了。 不知道他是想显摆一下自己的文笔、炫耀一下捐俸的伟大，还是想争取上峰对保龙的支持，抑或三者兼有之。 不过冯开时的面子倒是很大，很快那五位官员都回复了，批语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说船槽龙脉关乎一县兴衰，不容奸人凿烧，宜立行禁止，严加究拿云云。 就这样？就这样。 上头的批示，只是给一个方向性意见，具体措施，还得县里自己拿主意。 讨回来五位大人的批复，冯开时把保龙禁碑修葺了一番，接着忙别的去了。士绅什么反应，文献里没有记载。不过咱们可以开个脑洞，想象一下，如果那时候有记者的话，采访冯知县的对话会是怎样的。 记者：“冯知县，针对龙脉烧灰的乱象，县里采取了什么措施吗？” 冯开时：“我们已呈文给南直隶的诸位领导，引起了上级高度重视。刘、张、田、王、周各部委领导圈阅批示，充分体现出了对我们的关心。我给你们看看他们的签名和批语。” 记者：“那有什么具体的举措呢？” 冯开时：“当然是认真遵从上级意见，严格执行领导指示，以士民福祉为念，以大明社稷为重。我还写了几篇骈文专门说这事，我给你念念啊……” 记者：“不用了……我看这些领导的批示，都要求立行禁止。那么咱们县里，是怎么做到立行禁止的呢？采取了哪些具体举措？” 冯开时：“我一回来，就调集人手，把那块保龙碑给擦干净了，碑亭也给修好了，特别气派，保证每一个路过的山民都看得清清楚楚，感受到官府的威严。” 记者：“只是擦石碑吗？管用吗？” 冯开时：“石碑上刻的都是领导批示，你这么说，是认为领导的批示没用喽？” 记者：“不，不是。我是问具体措施。” 冯开时：“一看你就没细读我的文章。我给你念念那篇呈文啊：‘恳乞偏申当道，严批勒石。其一树于本地，陴居士民互相觉詧，以制城社之股肱；其一树之通衢，令槩邑咸知先禁，以广官家之耳目。’” 记者：“这什么意思？” 冯开时：“这个詧字念查，是察的异体写法；那个槩字，念盖，是概的异体写法。这都是很高深的学问，一般人不知道。” 记者：“我是问整句话的意思。” 冯开时：“就是说，除了谭大人立的那块保龙碑之外，我又立了一块石碑，搁在县城门口的大道旁边了。这样，一块震慑船槽村民，一块提醒整个婺源军民。” 记者：“那还有别的举措呢？” 冯开时：“我们的口号是：爱惜山灵，宏施厚载之德；斡旋文运，长瞻继照之光。” 记者：“……” （以上对话纯属虚构，但那几句古文确实是冯开时的原文，修葺、另立禁碑之事也不是虚构的，读者察知。） 在冯开时这个饱读诗书的文人治下，婺源县在宣传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耀眼的文告接二连三地出台，言辞锋利雅驯。如果只看这些文章，一定会觉得婺源已经在治理灰矿上取得了巨大胜利。 可惜的是，文学可以虚饰，数据却不能造假。在冯开时的任内，科举成绩在不断地狠狠打脸。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应天乡试，婺源籍学子只有两人中举，无人闯过会试。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应天乡试更惨，无人中举，婺源学子又一次脱科。 这事太丢脸了，以至于《婺源县志》的作者不得不在万历四十六年的科举成绩下方填入一个叫方拱乾的当科进士。其实人家是桐城人，也没从婺源县学应试，只因为桐城方氏是婺源迁移过去的，他才被硬拽过来遮羞，免得开了天窗。 这一下子，县学的士子们可坐不住了。他们没时间去检讨自己读书是否用功，都认为这是龙脉被戕害的缘故。 很明显嘛。赵大人在位时严格约束烧灰行为，龙脉复振，你看万历四十年的考试成绩多好。冯大人接任以后口号喊了一大堆，那帮灰户、囤户却越来越嚣张。龙脉被这么天天凿、日日烧，科举成绩能出来吗？ 万历四十六年的十一月初八，婺源县城的廪生、增生、附生们同仇敌忾，集体给冯开时上了一篇呈文。在呈文里，学生们描述龙脉如今的状况是：“起窑数十，聚众百余，每日凿石、断龙、烧灰无忌，若不亟究，龙脉将竭，县治不保。” 在呈文里，学生们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请县丞会同县学前往逐一拆毁灰窑；二是请官府督促十七都、十八都两处负责人每月出具甘结。 这两条举措，在赵昌期任内本已执行得很好。现在学生们重新向冯开时提出这些建议，可以反证它们早被废除不用。可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赵昌期在任时的保龙体系已是千疮百孔，而烧灰产业的复兴又有多么迅速。 学生们不指望冯大人拿出新举措，但好歹把赵大人当年的政策严格执行一下啊！ 这些联名上书的学生，阵容着实不得了，一共有五十二人，其中后来有资格进县志的足有十人之多。他们要么是学霸，要么有个好爸爸。比如有个叫余自怡的，以八股文著称，后来官至广州知府；再比如有个叫余昌祾的，出身余家大族，他爹是敢面斥张居正的户部侍郎余懋学，他自己则靠恩荫做到了广信府同知。 那么多官二代和学霸一起闹事，冯开时不得不亲自出面安抚。他很快给了一个批复： “东衙会同学诸生员拆毁究罪。如违，解院、道重处。” 所有人看到这段批语，都觉得新鲜。冯大人从来是妙笔生花、满腹锦绣，什么时候写过这么短的回复？又什么时候写过这么干巴巴的文字？一个典故没有，一个生僻字没用，这，这还是冯大人的风格吗？ 反常，太反常了。 学生们又仔细研究了批文内容，更反常了。 “东衙”指的是县丞。县丞的办公室在正堂东侧，因此有这个代称。冯开时的批示，是让县丞夏时跟学生们去把被举报的灰窑拆毁，这本没什么，可难道后面不该接一句“各地方不得徇情容隐，一体究治，断不轻贷”吗？ 还有，拿住破坏龙脉的罪犯之后，难道不该接一句“本县惓惓严禁，枷责治罪”吗？ 这位冯大人一推六二五，抓犯人的事扔给县丞，审判犯人的事踢给察院、兵备道去重处，知县该做的事，一句没提。 他这是怎么了？ 答案在两个月后揭晓。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一过完春节，冯开时迫不及待地宣布离任，高升去了南京户部。县学的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知道自己要走，自然不会去管保龙烧灰这种烂摊子，敷衍敷衍得了。 学生们气坏了，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官员。冯在任六年，表面文章做得光鲜亮丽，可保龙战争疏漏百出，这种人也配高升？这些学生到底没社会经验，不明白人家活虽然干得一般，可ppt写得好，一文遮百丑。 冯开时打点行装，高高兴兴去南京赴任了。愤愤不平的学生们决定把呈文重写一份，等新来的知县一到任，就拿给他看，让父母官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保龙的严重性。 结果他们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直等到万历四十七年的三月头上，才盼来一位官员。 一亮片子，原来这位官员叫刘焕发，是徽州府的推官。冯开时离职以后，婺源知县这个位置一直空着，徽州府没奈何，只好把刘推官派过来，临时代理县事。 这事在大明很常见。如果一个知县职位出缺，得上报给吏部，吏部再挑选合适人选派遣过去，这一来一去要花很长时间。在旧官已去、新官未到的空窗期，会由县丞或府级官员来临时代掌政事。此前谭昌言离职之后，就由徽州府郑推官代理过一阵。 可若是临时代理的官员，意味着行事一定守成，他们只求在新知县来临之前别出什么事就好，不会做什么大的改变。 这位刘推官人还不错，虽无文采，但愿意干点实事。他一到任，便重新立起一块石碑，把巡抚都院、巡按察院、兵备道、徽州府和婺源县历代领导的批示，都刻了上去，立在县城旁边。 等一等，这不是冯开时此前吹嘘要做的事情吗？原来他连这么一件面子工程都没干成…… 紧接着，刘推官着手重建了一支巡察队，包括了县衙三班、县学生员和船槽岭附近里约、排年等成员，每年二、八、十、十二月对龙脉进行重点巡逻。 除了巡察队，当年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鼓励都间互监、重赏举报等——都不同程度得到恢复。虽然刘推官只是个看守官员，执行力度不比赵昌期，但比冯开时在任时可强多了。龙脉灰户嚣张了六年的气焰，又被压回去了一截。 七月一过，吏部选派的新知县终于到任。他叫金德义，浙江义乌人。金德义和刘焕发交接了工作，开始着手了解婺源县的民情。 金知县是个什么性格的人，理政是个什么思路，婺源人并不清楚。县学的学生们忽然想起来，之前不是说要修改一篇保龙呈文，拿给新知县看吗？现在正是时候！ 县学最不缺的就是读书人，很快呈文改好了。它的开头先回顾了龙脉的风水形胜，然后从朱熹开始说起，追述婺源历代名人，接下来笔锋一转，讲起烧灰凿石者的可恶，以及惊扰龙脉给婺源带来的种种恶果，兼之回顾历任知县的政策，以及建议云云。 是文面面俱到，条理清楚，不失为一篇上等的说明文。 这些学生里有一位神人，可惜名字已不可考。他看了呈文改稿，觉得不够劲爆，无法触及新知县的心灵。你看，呈文里说什么龙脉被毁、文运中断，这跟金知县有关系吗？说什么闾井萧条、十室九空，人家关心吗？还提什么嘉靖四十三年之后，兵燹连连、灾劫绵绵，人家又不是婺源人，会怕这个？ 这些刺激太弱了，要更强烈一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金知县发自内心地认为，保龙禁灰这事跟他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他才有动力去推行。 然后他提笔写下了一段话，夹入呈文之中。 这一段话，堪称震撼灵魂的奇文，姑录于下： “嘉靖丙寅，遂致矿贼攻城焚劫之祸，谭之色变，怀白李侯失守去位。地理之关于人事，岂不响应哉？迄今县治火灾时起，民居靡宁。宾蒙张侯升任外谪；中云吴侯甫拜南垣，未满即世；石梁赵侯，终于右银台；二愚万侯，甫拜侍御，直谏蒙谪；省堂陈侯，半载丁艰；月樵朱侯，亦以艰去，至今迁少冏卿；若谷徐侯，亦以艰去，至今尚居少参；念塘熊侯莅邑仅一岁而殒；凡同谭侯，亦以艰去，至今迁大参；启宸金侯，西台三载未艾而逝；青严赵侯，以曹郎终；开三冯侯，候补户曹——何嘉靖甲子之前邑侯之晋华者踵接，而甲子遂为闲直也？” 这段话里有许多别称，即使直接翻译也不好理解。我把内容分成段，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 嘉靖四十五年，矿贼攻破了县城，当时的知县李志学被贬谪到漳浦做典史。从此以后，因为龙脉被破坏的缘故，在婺源做知县的人，没一个仕途平顺的。不信我给您数一数啊。 接任李志学的知县，叫张东旸，升官没多久就被贬了。 次一任知县叫吴琯，病死于任上。 次一任叫赵崇善，最高只混到右银台——银台是通政司的别称，右银台即右通政，正四品。 再下一任知县叫万国钦，做到侍御，也就是监察御史，可惜因为直谏丢了官。 下一任叫陈宗愈，上任半年赶上亲人亡故，只能丁忧去职。 下一任叫朱一桂，也是家里死人，丁忧去职，至今也只混到少冏卿——冏卿是太仆寺卿的别称，少冏卿即太仆寺少卿，正四品。 下一任叫徐良彦，同样丁忧去职，只混成了个少参。布政使下属有参政、参议，前者别称大参，后者少参，正四品。 下一任叫熊寅，到任一年病逝。 再下一任就是谭昌言，丁忧去职，如今只做到大参——从三品。 下一任金汝谐，去了西台当御史，三年就病逝了。西台是都察院的别称。 下一任赵昌期更惨，以曹郎终。曹郎是指六部之下的各司主官，赵曾担任南京兵部主事。 下一任冯开时，只在户曹混了一个候补主事。 这位不知名高人的思路着实刁钻，他一口气列出了婺源县前后十三任知县的履历，提炼出一条规律：“地理之关于人事，岂不响应。”历任婺源知县因为龙脉受损的事倒霉连连，官路坎坷，没一个过得好。新来的知县大人，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吧。 这个角度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深悉人性。你跟官员们陈说民间疾苦，未必能让他们感同身受，但一说这事有碍于仕途，保证会引起高度重视。 其实仔细分析的话，这份倒霉名单根本名不副实。比如赵崇善、朱一桂、徐良彦三人官至正四品，谭昌言更做到从三品。虽说是闲职，但也不至于被说成仕途蹉跎。这若是蹉跎，那什么才算仕途顺利？当到皇帝吗？ 那位高人为了论证十三位知县都倒霉的论调，只好硬说这几位还爬得不够高，职位不够重。这种先立论点，再扭曲论据的做法，值得后人学习。 真正要说时运不济，只有赵昌期一个。这位勤恳实干的官员，在万历四十六年去世，以南京兵部主事终。以他的才干和背景，只做到这个级别的官位，确实挺可惜的。可他对婺源的贡献最大，高人感念恩德，笔下留情，只说他“以曹郎终”，并没去刻意渲染。 这份呈文的震撼效果，真是立竿见影。金德义读完以后，对保龙的态度一下子变得积极起来。 金知县初来乍到，情形不熟，并没有采取赵昌期那一套有节奏的“内斗”之计，而是直接调集人手前往龙脉，谁凿岩烧灰抓谁。一时间鸡飞狗跳，不少灰户和囤户来不及躲避，纷纷被捕下狱。 县学的学生们一片欢欣鼓舞，觉得金知县真是赵侯再世。没想到，金德义的这个做法太过简单粗暴，反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逼得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的居民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冯开时在任那几年，四都居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彼此敌视了，养出了一套抱团的策略。这次金德义一下狠手，他们立刻分散开来，把灰窑往深山里挪，不再互相举报。官府的人过来问话，谁都不会开口。 在婺源山区那种地方，如果得不到当地人的配合，官府想实行什么政策当真是寸步难行。船槽岭烧灰游击队深谙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退我凿。敌驻我睡，敌疲我烧。”跟官府周旋起来。金德义的高压政策声势很大，可实际效果并没那么明显。 这一场官民之间的对抗，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年初。所有人都以为春节之后官府会有所进展，却没料到最先来到的，是四都灰户们的一次反击。 大明律有规定，如果对县级主官的政策不满，民众可以一级一级向上申诉。四都灰户抓住这个机会，每一户发起一桩诉讼，直接把知县金德义告到了上级徽州府。 此时的徽州知府叫周士昌，四川内江人。他开年一开衙，还没跟同僚道贺，便被铺天盖地的状书给淹没了。 四都居民的诉状并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从其他文献对“刁民”的痛斥中，大概能猜出他们说的是什么内容：现在税赋太重，田地太少，如果禁止烧灰的话，百姓将无从活命，请求取消金知县的严打政策。 要知道，这会儿已是万历末年，大明基层乱象已然萌生。尤其是从前年开始，朝廷面向全国开征辽饷，每亩土地加征九厘。这笔加税，加不到士绅们头上，到头来还是由自耕农承担，全国农民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 具体到婺源县里，本来田地就很贫瘠，辽饷一加，老百姓更没办法种田维生了。他们选择做灰户凿山，实在是因为活不下去。 灰户的这些状纸，还把辽饷的事拿出来当挡箭牌：为了更好地支持辽东战局，我们多赚银子多交税，可一旦禁灰没收入了，辽饷也会受影响，难道你们为了婺源龙脉一己私利，要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吗？ 明代打官司有一个特点，无论上下，都喜欢往大道德、大政策上靠。一靠上，便立于不败之地，谁反对我，就是不道德，就是反对朝廷。婺源灰户的状书挟辽饷以制府县，一点也不奇怪。 徽州知府周士昌拿到这些状子，可犯愁了。婺源保龙这事争了许多年，前因后果他很了解，但这次告状的人上升到了辽饷的高度，着实不好处理。 尤其是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应该已经听说明军万历四十七年三月间在萨尔浒的一场战争中空前惨败，接下来肯定又得临时征派。这种大环境下，婺源保龙一事已然变得复杂化。倘若他一个错判，灰户们再去巡按或巡抚那里上诉，可能这事就通天了。 拖吧！ 这一拖，就拖到了万历四十八年的夏天。 对于灰户们的上诉，徽州府迟迟没有回应的动静。灰户们没着急，婺源县那边的金德义先慌了神。因为县学士子和乡宦告诉他，徽州府百分百支持保龙，肯定会立即驳回上诉。可如今上头一直没有动静，这本身便代表了一种态度。 他找到婺源士绅们，抱怨说听信你们一面之词，现在我要吃挂落了。士绅们一合计，不能坐等，得主动出击。 不过诉讼这条路就算了，一打起官司来可拖不起。婺源的重量级人物很多，他们推举出身份最高的汪应蛟，以私人身份给周士昌写了一封信。 汪应蛟是万历二年（1574年）的进士，历任济南参政、山西按察使、天津与保定巡抚、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全靠地方实绩升上来。 严格来说，汪应蛟还没有致仕，仍是官场中人。他的兵部左侍郎，稳稳压徽州知府一头。只不过这时候他因为要养奉父母，留在婺源没去上任。 跟他相比，无论年纪、资历还是官职，周士昌都只是个小字辈。 汪应蛟客客气气地给周士昌写了封信，简单寒暄了两句，然后指责“豪民犹挟其故智，尝试扞罔，且以乞生胧告台下”，直接给定了性是闹事。关于灰户提出的“乞活”诉求，汪应蛟驳斥说：嘉靖四十三年之前没烧过灰，人家是怎么活的？除了那四都，其他几都也没有烧灰，又是怎么活的？ 在信笺的末尾，汪应蛟动情地请周知府“为敝邑造千百世之福，士人千百世之感也”。 汪这种大人物，越是客气，压力越大。周士昌接信之后，顿觉棘手。他忽然想起来，还有一个辽饷的问题没解决，反复读了几遍汪信，里面却只字未提。周士昌再仔细想了想，才体会到其中门道。 辽饷这事，换了别人，不提是因为不敢提。唯独对汪应蛟来说，不提是不屑提。 汪应蛟在官场上是有名的抗税高手。万历搞矿税时，他屡次上书公开反对，还差点干掉两个天子的亲信矿使王虎、王朝，名满天下。他在天津带兵时，兵饷不够，一般官员会上书请求拨款或加税，只有汪应蛟一分钱不要，带人引水改造，生生把葛沽、白塘一带的5000亩盐碱地溉成了水田，从此屯田足可济军。 天子的矿税、自家的兵饷，他都顶得住，何况区区辽饷？ 汪应蛟只字不提，是在暗示周士昌：你不用怕别人扯辽饷的事，朝廷有什么问题，尽管往我这儿推。 周士昌领悟到这一层，顾虑尽去，当即修书一封，客客气气地表示：“日前奸民胧告乞生一词，类有数纸，初亦准其一。行县查勘，不谓次日又来苦诉，若扼其吭而夺之食者。然此种十词九谎，有何成心。” 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分寸，一口咬定灰户们是胧告——胧即含糊不清，类似于莫须有，是十词九谎。既然他们说的都是谎话，烧灰助辽饷什么的自然也是瞎说八道了。 给汪应蛟私人交代完以后，徽州府从程序上，正式驳回了所有灰民的诉状，并且指示金德义知县，要全力配合烧灰专项治理工作的开展。 金知县那边，紧锣密鼓自不必说。县学这边，更是战意腾腾，士绅们推举了一位叫余懋衡的官员前来督战。 余懋衡也是个朝野知名的人物，万历二十年的进士。他在陕西巡按任上时，公开举报税监梁永贪渎，差点被后者毒死。两人大斗一场，结果是梁永撤回御马监，余懋衡也丁忧回家。后来他被启用为大理寺右寺丞，可惜身体不好，正在归乡养病。 有这么一位额头生角的狠角色压阵，自然让莘莘学子士气大振。 余懋衡为婺源县学写了一封公开信，算是战前动员书。这封信可称得上杀气腾腾，劈头就说：“顽民违禁凿龙，椎锐之声，火焰之气，十余里内若裂若开，意欲何为？” 余到底是进士出身，几句论述，灰户嚣张气焰，跃然纸上。他紧接着笔锋一转：“闻虽拘拿数人，照旧锄石烧灰，视衙门若儿戏，此乱象也。将为兵火城郭之忧，岂止科第财富之凋残已耶！” 这句就更狠辣了。这些人私自烧灰，连官府都不放在眼里，如果不管，恐怕是要化身流贼谋反啊。到时候，倒霉的又岂止是教育部门。 一下子，立意就高了，性质从保龙上升到平叛。 尤其是一说起灰户乞活的事，余懋衡的排比句汹涌而来：“嘉靖甲子以前未烧灰，未卖灰，顽民依旧吃饭，依然种田。别都之民无县龙可凿，无灰可烧可卖，依旧吃饭，依然种田。茫茫四海，为商，为贾，为匠，为工，何技不可度活？” 其实余懋衡有点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写过一篇《北乡富敬堂记》，里面分析婺源务农之艰辛，头头是道——说明他很明白灰户为何铤而走险。只不过为了龙脉安危，余大人也顾不上许多了。 最后余懋衡呼吁广大学子：“残县龙以射利，不仁甚矣！自残其龙，自伤其脉，不智甚矣！吾辈若不亟为力禁，坐视凌夷，亦不得谓之仁，不得谓之智矣！剥肤之灾，坚冰之祸，勿谓吾言不验！” 连“勿谓吾言不验”都说出来了，说明真的要开打了。 正式开战的日期，定在了万历四十八年的八月。 先是汪应蛟、余懋衡等人领衔，会同几十名乡宦联名上书，请求金知县保龙严查。然后金知县掷下令牌，委派县丞黄世臣亲自带队，会同县学的生员督查队，气势汹汹朝着船槽岭扑过来。 这一次联合执法，力度空前，真正细到一窑一户一地，逐一查实。事后黄世臣写了一份工作报告，简单引用一段，感受一下其细致程度： “里长施时高，引至十七都小严前，有窑一所，查出窑户吕乞、吕正、吕爱、吕芝、吕奇、吕呈等；楼下有窑一所，查出窑户洪泽、洪星、洪新寿、洪三保、洪福忠、洪互等；外施村有窑一所，查出窑户何兴、何德桂、洪象、洪善、汪虎、方子等；戴贰拾坞有窑一所，查出窑户程法互、程新明、程高、程文辛、詹华，以上司窑俱在十七都地方……藏在穷源幽坞。”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灰窑几乎都是家族式作业，一窑一户，或两家联合，最多掺杂一两个外姓人。窑归家族共有，每个族人都有细股可分。所谓囤户，实际上是家族中带头之人，和一般矿主还有区别。 这次清查，可谓是摧枯拉朽，犁庭扫闾。龙脉岭上的灰窑又一次被一扫而空，光是拘押的就有几十人，连坐者更多。金德义甚至公开表示，这一次绝要严惩：“若稍从末减，则虽欲禁之不过隔靴搔痒耳。” 这场轰轰烈烈的专项治理运动，持续了足足一个月，然后在八月底戛然而止。 皇上驾崩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漫长的万历时代落下帷幕。他的长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 这个消息从京城传到婺源县，差不多是八月底的光景。金知县紧急叫停了巡察工作，把所有人都召回来。天子驾崩，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知县得组织全县军民服国丧；得筹备祭礼祭品；婺源县是木材大县，搞不好还会被临时征派上等梓木——这是老皇上的事。还有新皇上的事：改元泰昌，那么县里的一应文牍案卷都得准备用新年号；登基还有大赦，县狱里的犯人哪个能赦哪个不能，也得提前议处；知县还得打点行装，进京朝觐新君。总之接下来的事情多得不得了，保龙的事，可以暂缓一下。 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婺源县准备得差不多了，京里又传来消息，泰昌帝即位不过一个月，突然病逝。现在是由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 得，所有准备工作，从头再来一遍吧！ 泰昌皇帝的去世十分蹊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红丸案”。此时保龙运动的推动者汪应蛟已经回归朝廷，担任南京户部尚书。泰昌帝死后，他和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一起上书，指责首辅方从哲引发朝中大臣们彼此攻讦。 朝里怎么打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总之，汪应蛟也顾不上管婺源的事了。 连续两帝即位，别的不说，光是改年号这事，就够基层忙一阵了。在这段时间里，婺源县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特别混乱，尤其是落款日期，一会儿是“万历四十八年十月”，一会儿是“泰昌元年九月”，简直无所适从。 好在朝廷体恤基层窘境，宣布这一年八月之前，算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之后，算泰昌元年（1620年）；从次年正月开始，再按天启纪年算。有些铸钱的工坊，索性把两个年号合在一起，铸成合号钱。 这场混乱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份才算消停。婺源知县金德义停下来喘了口气，这才想起来，牢里还关着一大堆灰户待审呢。 糟糕，得抓紧时间了！ 再有一个月，就是天启元年（1621年）。按规矩天子是要大赦天下的，牢里这些犯人都是轻罪，肯定会被释放，这一释放，我们岂不是白干了吗？ 于是婺源县衙上下齐动员，从知县到县丞、典史、主簿，再到诸房官吏，全冲到牢里进行突击审讯。 天启元年正月十一日，知县金德义、县丞黄世臣、主簿黄师正、典史李芳四人，具名写了一封长长的审结申详，提交给徽州府。 这么大规模的审判，按流程应该向徽州府报备。可周知府怎么也没想到，连元宵节还没出呢，他们便心急火燎地把名单提交上来了。算算时间，恐怕婺源县的官吏们，这个春节都是在牢里审着犯人过的。 审结申详称：婺源县一共查获十七都灰窑四座、十八都灰窑两座，一共拘捕了百余人，正式定罪的有十六人，其中包括了此前曾出场的两个囤户俞辛宇和程济，不过两人已经病故，于是又从俞、程两家各抽出一人顶罪。 这十六名罪犯，一共罚银十五两七钱，已收入县库。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惩戒，还请周知府酌定。 其实以金德义的权限，足够给这十六人判罪了。不过这一次行动，毕竟名义上是周士昌敦促而起，请知府来亲自定罪，显得这件事办得有头有尾，把功劳归于徽州府的高瞻远瞩。 周士昌拿到报告，对金知县的这个分寸拿捏很满意。如果真把那一百多人都判了罪，搞不好会引发地方震荡，绝非官员所愿见，揪住首恶十六人，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于是周士昌提起笔来，拟了一个“杖三十”。 这个惩戒是可以刑赎的，其实相当轻，周士昌写了八个字的理由：“乡愚罔利，如蚊扑灯。”意思是，这些人太蠢，总干这种自取灭亡的事，吓唬吓唬得了。 这个判决，再一次显示出地方官员的治政原则。像这种波及几个乡数百人的大事，官员很少会赶尽杀绝，真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谁也没好处。 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仔细回想一下，历任知县——除了赵昌期之外——对待保龙的态度，实际上都未曾偏离过这条主线。 不过周士昌觉得光自己批准，还是有点不踏实，又去找应天巡按易应昌，请他背个书。应天巡按相当于省高级法院院长，他们发布的禁令，最具威慑力。 二月十六日，直隶巡按察院正式发布了公告，除重申了龙脉保护区的范围之外，这一次还强化了惩罚措施：“凿山之家，罄其资产入官，重示枷示。” 原来只是罚钱了事，这次是直接查抄家产，算得上从重治罪了。周士昌转发这道禁令时，还叮嘱说，罚没家产不得拿去做别的，要用来资助那些贫苦的读书士子。 十六个首犯被判刑，没什么，那点罚款不算疼。但这个查抄家产，可就太重了，不说官府有没有这个执行力度，就是被垂涎自家的邻居诬告一下，也受不了啊。 政策一拳紧似一拳，直杀得灰户敛迹，囤户收声。在冯开时任内纵容出的烧灰大潮，再度被官府强力地压制下去。金德义主持的这一次严打，效用昭彰，船槽岭下再没闹过什么烧灰凿山的大事，山林一直沉静安详。 用当时婺源巡谕何俭总结的话说：“保龙之法，在巡视之有方，巡视之方置司官上也，权假候缺之司镇之次也。”意思是，保龙成功的关键，还得靠领导重视啊。只要官府真心想管，就管得了。 这一年的八月，恰好又是秋闱乡试。这一次婺源学子中了三个举人，其中两个人是婺源本籍，分别叫汪全智和余自怡。在次年的春闱和殿试中，还有一位婺源籍举人汪秉忠得中三甲。 这个成绩，跟昔日盛况没法比，但比前几年总算强一点。风水论者纷纷表示，你看，龙脉的影响立竿见影啊。 可是接下来的天启四年（1624年）乡试，婺源只有一人中举；再到了天启七年（1627年）乡试，只有两人中举。风水论者又说了，龙脉譬如人体，久疴必内虚，须徐徐浸补，方有灵妙——再等等看。 没想到，这一等，等来一个晴天霹雳。 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秋闱刚开始考，天启皇帝撒手人寰。 他这一死不要紧，这一科来年的殿试没人主持了。好在天启的弟弟朱由检很快即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宣布这一科不中断，来年正常举办会试和殿试。 婺源县的人品，在这一次差点中断的科举中突然爆发了一次。别看乡试的婺源新举人只有两名，分别叫胡士昌、张作楫，可闯过崇祯元年会试、杀到金銮殿上的婺源人足足有四人之多。 其中张作楫考了三甲二百六十六名、胡士昌三甲二百一十七名、余自怡三甲一百六十五、汪全智考得二甲五十四名。就数量而言，已与历史最高纪录持平。 消息传回婺源，学子士绅无不兴高采烈。多年的保龙大业，终于结出了硕果啊。 回顾婺源县与灰户之间的一系列斗争，从嘉靖四十三年到崇祯元年（1628年），迩来六十四年，一个多甲子的时光，太不容易了。有人提出一个建议，那一篇篇煌煌如星日的呈文宪词，那一位位或贤或愚的父母官，士绅们的备极辛劳、学子们的勠力尽意，若不能留书后人，岂不是太可惜了？ 说干就干！ 婺源士绅们将所有相关的保龙文书都搜集起来，合订成了一本书，叫作《保龙全书》，以期让婺源后辈知道，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本县文脉呕心沥血。 不过在做这本书时，编簒者们有意无意地只收录了自家和官府的各类文书，对于灰户、囤户的状书、抗辩、呈文等一概不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群奸邪愚民被婺源贤达打败的正义故事。我们只有深抠字里行间的记载，才能听见那些灰户的一丝微弱呐喊——史书编撰权有多重要，可见一斑。 《保龙全书》编纂完成之后，请来县学教谕何俭做跋。何俭在回顾了六十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之后，动情地写下一段话：“星源半残之龙永保无虞，而绝盛之文运再振于今日矣。” 是的，从此以后，士子们终于可以安心读书，继续辅佐圣主于盛世。这一场漫长的保龙运动，总算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如前文所述，婺源地理决定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虽可凭强力压制，但只要官府稍有松懈，便会重燃战火。何教谕“永保无虞”的梦想，终究只是一个梦想罢了。 事实上，流传至今的《保龙全书》一共有五册。我们看到的这段经历，仅仅是第一册涵盖的内容。此外还有《续保龙全书》，记述了康熙年间先后两次保龙运动的始末；第三册单独记录了一个叫施大任的人在乾隆年间的保龙诉讼经历；第四册记录了乾隆年间的保龙运动；第五册则讲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十七年（1891年）之间的龙脉烧灰大战。 也就是说，灰户们并没有在明末彻底销声匿迹，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此后的保龙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诉讼交加，其中诡诈离奇之处，一点也不逊色于明代保龙。 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附：本文得益于佘伟先生点校的婺源《保龙全书》、廖华生老师的《士绅阶层地方霸权的建构和维护——以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为考察中心》，以及特别感谢社科院阿风老师提供的《婺源县志》电子版，免去了我去图书馆抄书之苦。